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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山东省的调查

2018-03-27 10:39 来源:鲁网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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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农村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农民创业的时代已经来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把鼓励创业、支持创业摆到了就业工作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要通过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农民创业培训是“以提升农民创业理念、增强创业意识为重点,以提升农民创业能力为核心”的一种培训形式。目的是通过创业培训,使学员树立创业理念、增强创业意识、掌握创业技巧、提高创业能力,促进学员提高经营水平、扩大经营规模、领办经济合作组织、创办农业企业,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技能、较大生产规模、较强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创业型农民,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智力支持和产业支撑。

  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山东省的调查

  郑 军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现阶段中国农村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农民创业的时代已经来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把鼓励创业、支持创业摆到了就业工作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要通过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农民创业培训是“以提升农民创业理念、增强创业意识为重点,以提升农民创业能力为核心”的一种培训形式。目的是通过创业培训,使学员树立创业理念、增强创业意识、掌握创业技巧、提高创业能力,促进学员提高经营水平、扩大经营规模、领办经济合作组织、创办农业企业,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技能、较大生产规模、较强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创业型农民,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智力支持和产业支撑。

  本文以山东省为例,利用对6个市45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参与创业培训的意愿受其年龄、对创业培训工程的认可度、对创业前景的担忧以及对参与创业培训的现实收益预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对创业培训工程的认可度和对参与创业培训的现实收益预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对创业前景的担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提高农民对创业培训工程的认可度,增加他们对参与创业培训的收益预期,有利于农民创业培训工程的健康、快速发展。

  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基于实证农户问卷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对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每种因素的影响程度等进行统学意义上的量化分析与解释,科学地回答和诠释了“农民如何看待培训”、“农民培训的实质效果如何”以及“农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培训”等社会现实问题。为有效推进农民培训工作供给侧改革和提质增效指明了方向,开出了良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假说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计划行为理论的内容构成与运作特征,本文对农户参与创业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四个假说。

  1.农民个体特征对其参训意愿有影响。主要包括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①农民年龄对其参与创业培训的意愿有负影响。一般而言,农民年龄越大,身体状况越差,思想观点越保守,倾向于创业的可能性就越小。②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参与创业培训意愿有正影响。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期望值越高,越不容易满足现状,对创业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越好,适时择机创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可获好处的态度对其参训意愿有影响。如果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可获好处的正面评价越高,则其参与创业培训的意愿就会越强烈;反之,如果农民认为参与创业培训的可获益处越少,则主观上越不愿意参与创业培训。

  3.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的知觉行为控制情况对其参训意愿有影响。包括内在控制因素和外在控制因素两个方面,从内在控制因素看,创业需要一定的动力和胆识、需要一定的资金储备、需要具备一技之长,也需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从外在控制因素看,创业如果能够得到一定的政策支持势必会事半功倍。再者,创业者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抗风险意识和能力。因此,农民的内在和外在控制因素限制越大,越可能不愿意参与创业培训。

     4.农民对创业培训政策与市场的主观规范认知情况对其参训意愿有影响。宏观上看,政府推行的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属于准公共物品,但又具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等属性,这些属性容易导致培训市场出现信息不对称。因此,农民对政府推行的创业培训工程的政策和创业培训市场的相关情况越了解、越信任,就越可能愿意参与培训。反之,参与创业培训的可能性就越小。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在山东省范围内进行,所用数据由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于2012年暑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考虑到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形成了鲁东、鲁中和鲁西南三大区域板块,为保证样本的合理性,调查采用了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结合的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并由此确定了三大区域板块中的代表,其中烟台市和威海市为鲁东区域代表,泰安市和济南市为鲁中地区代表,菏泽市和济宁市为鲁西南地区代表。并在烟台、威海、泰安、济南、菏泽、济宁6地市分别确认栖霞和福山、荣城和文登、泰山和肥城、济阳和商河、郓城和单县、兖州和梁山为采样的县(市、区)。在每个县(市、区)随机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2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随机选择10个左右的农户进行调查。调查对象涉及常年在农村务农者、外出务工返乡者、村组干部、复员军人和部分大中专毕业生。调查前就调查目的、调查方法、指标含义、统计口径及注意事项等对抽选为调查员的学生进行了针对性培训。为保证调查质量,要求调查采取调查员入户“一对一”访问的方式进行,现场填写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问卷536份,对收回的调查问卷进行认真审核,剔出无效问卷83份,得到有效问卷453份,有效问卷率为75.5%。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㈠计量模型

  ㈡变量说明

  本研究将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影响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的因素分为农民个体特征、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好处的态度、农民参与创业培训的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4组变量。调查问卷中所有问题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测量。

  四、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1.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可获好处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82.5%的被调查者认为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得到技术和资金支持;80.4%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利于寻求合作伙伴;85.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利于开阔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87.1%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利于学习或掌握一定的技术或技能;59.9%的被调查者认为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带动周围百姓致富。从其得分情况看,“有利于学习或掌握一定的技术或技能”的平均分最高,为4.52分;其次为“有利于开阔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和“有利于得到技术和资金支持”,平均得分分别为4.32分和4.27分;得分最低的为“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带动周围百姓致富”一项,平均得分为3.57分。这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参与创业培训能够获益都较为认可。

  2.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的知觉行为控制。调查结果显示,54.8%的被调查者认为参与创业培训受是否具备创业的动力和胆识的限制;64.8%的被调查者认为参与创业培训受资金少的限制;47.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缺乏创业所需的技术或专长;43.4%的被调查者认为获得创业政策支持的难度较大;30.2%的被调查者认为创业对精力消耗较大;42.6%的被调查者认为创业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34.6%的被调查者认为创业对体力消耗较大。

  3.农民对创业培训政策的主观感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59.4%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推行的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很重要;34.4%的被调查者认为积极参与创业培训,提高创业意识和能力是当代新型农民的必然要求;33.3%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会较长期地推行农民创业培训工程;36.4%的被调查者认为培训院校能有效地把农民创业培训工作做好、做实;37.7%的被调查者认为相关职能部门能有效地监管农民创业培训工程的质量;29.1%的被调查者认为相关制度安排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农民实现创业梦想。从其得分情况看,“推行创业培训工程很重要”和“积极参与创业培训是新型农民的必然要求”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78分和3.22分。这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推行和参与农民培训工程持肯定态度。另外4个题项的平均得分在3.2分左右。这说明,总体上,被调查者认为农民培训工程的有效性一般。

  五、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1.数据的因子分析适宜性检验。目前学术界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多采用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基于此,本文亦将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可获好处的态度、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的知觉行为控制以及对创业培训工程主观规范的感知情况等变量的集合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参考吴明隆(2003),当KMO<0.6时,数据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当0.6≤KMO≤0.7时,数据勉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当KMO>0.7时,数据尚可进行因子分析;当KMO>0.8时,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而当KMO>0.9时,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05时,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检验上述有关变量发现,其KMO值为0.767,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拒绝了变量间相关系数为单位矩阵的原假设,这说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可以提取6个公共因子,需要说明的是,“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带动周围农民致富”的因子载荷为0.431,按照载荷绝对值大于0.5的标准,将此变量删除。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其检验结果为KMO值为0.732,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同样拒绝了变量间相关系数为单位矩阵的原假设。这说明,删除“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带动周围农民致富”变量后的样本数据依然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因子提取及解释。利用SPSS15.0软件,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中的相关性矩阵对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进行提取。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公共因子代表原始变量信息的程度,并据此确定公共因子的个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进行正交旋转,前6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2.787%,这说明,前6个因子保留了原始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为此,可提取6个公共因子。

  正交旋转后,原始变量明显向关联性高的因子聚集,原有的17个指标可分别集中到6个公共因子中去。在因子1中,“政府会较长期地推行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培训院校能有效地把农民创业培训工作做好、做实”、“相关制度安排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农民实现创业梦想”、“积极参与创业培训,提高创业意识和能力是当代新型农民的必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能有效地监管农民创业培训工程的质量”和“政府推行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很重要”6个变量载荷系数较大,故此可将其命名为“主观规范”;在因子2中,“获得创业政策支持难度较大”、“创业风险较大”以及“自己没有一定的技术或专长”3个变量载荷系数较大,故此可将其命名为“认识障碍”;在因子3中,“创业体力消耗大”和“创业精力消耗大”2个变量载荷系数较大,故此可将其命名为“体质障碍”;在因子4中, “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开阔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和“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学习或掌握一定的技术或技能”2个变量载荷系数较大,故此可将其命名为“直接收益预期”;在因子5中,“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寻求合作伙伴”和“参与创业培训有利于得到一定的技术或资金支持”2个变量载荷系数较大,故此可将其命名为“间接收益预期”;在因子6中,“缺乏创业的动力和胆识”和“资金少”2个变量载荷系数较大,故此可将其命名为“执行力障碍”。需要说明的是,以变量的载荷系数为权重来计算因子得分可能会导致过度拟合现象,为此,本文借鉴陈雨生等(2009)地做法,将各因子中各变量得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最终得分。

  六、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借助SPSS15.0软件对参与调查的453位被调查者的截面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被调查者的年龄、主观规范、认识障碍、受益预期等均对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1.年龄对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伴随着农民年龄的增加,其参与创业培训的意愿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研究结论与许多学者的观点一致,例如戚迪明等(2012)基于沈阳市 119 户农民的微观数据研究表明,年龄相对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获取信息较多的农民愿意进行创业。韦吉飞等(2008)认为,培训、社会经历、社会背景、人力资本等对农民的创业行为有正向影响,其中培训的边际影响值最大,年龄因素的影响是负的。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年龄越长,越容易安于现状,敢冲敢闯的意识越发缺乏,风险偏好不断减弱,趋向保守和稳定,从而不愿意冒险创业;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的身体状态也由盛转衰,加之创业对体力和精力有一定要求,因此,年龄越长,受身体状况的影响,越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越不愿意参与创业培训。这一结果与Blanchflower and Meyer(1994)的观点基本一致。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三留”(即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在许多农村地区较为普遍,交谈中我们获知,对这些留守老人而言,照顾好下一代是他们的主要责任或追求,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创业是年轻人的事情,自己都一把年纪了,不应该也恐怕很难再有这种想法了。

  2.主观规范对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农民创业培训机制越有效、越健全,农民参与创业培训的意愿就越强烈。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现阶段政府大力推行的农民创业培训工程一定程度上属于具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三大特征的准公共物品,在当前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效的执行、监督、监管和保障机制,很有可能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导致“柠檬市场”的出现,这势必会使政府推行农民培训工程的政策定位发生扭曲,进而使培训工程的质量大大折扣。这也恰恰印证了我们调查中所获知的农民对创业培训的理解,诸如创业培训只是“走过场”、“培训与不培训都一样”、“培训也轮不到我们”、“培训了也排不上用场”等想法。可见,主观规范是影响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研究结论给农民创业培训行政管理机构在培训学员选择、培训质量保证、培训返乡后创业项目选择与政策支持体系安排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目前农民创业培训“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行模式敲响了警钟。

  3.认识障碍对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农民对创业的认识障碍越大,即认为创业的风险越大,获得创业政策支持的难度越大,或自身技术或专长越缺乏,参与创业培训的意愿就越低。调查中有两类受访者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类是“不想也不懂创业”,认为创业对他们来讲恐怕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不敢也不愿意尝试;另一类是“曾经想过要创业,但又觉得创业不是一个简单事,更何况一旦创业失败了怎么办”,所以一直以来对创业也只是偶尔有想法,尚未真正付诸于行动。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控制认知因素影响行为意向,即农民是否具有参与创业培训的行为意向与其自身对创业的认知及其判断有着密切的关系,判断与现实的偏差可能会阻碍其参与创业培训的意向。由表7可以看出,认识障碍的变量系数仅为-0.097,这说明,认识障碍会对农民创业培训意愿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农民是否参与创业培训的决定性因素。

  4.直接收益预期对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农民参与创业培训的直接收益预期越高,即发展思路越清晰,发展方向越明确,技术或技能掌握的越好,农民参与创业培训的意愿就越强烈。由表7可以看出,直接收益预期变量的系数为0.253,为所有变量中系数绝对值最高的,这说明,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更加理性,市场意识也逐步增强,面对行为或决策选择时最为关注的是其预期的直接收益情况。因此,直接收益预期是影响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研究结论与卫龙宝、阮建青(2007)利用浙江省杭州市三墩镇1343 个农民样本数据得出的对未来的期望收入与农民参与素质培训意愿成正相关是一致的。

  七、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应加大对农民创业培训工程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扶持和规范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切实增强广大农民对创业培训工程的知晓度、认可度和接受度。同时,要把创业培训工程认真执行好、落实好,确保参与创业培训的农民在自身技术或技能方面能有‘‘质”的改变,以切实增加农民对参与创业培训的现实收益的预期’真正做到‘‘训有所获”、“训有所成”。第二应在普及宣传创业理念的同时,帮助农民客观分析、评价与看待创业风险,引导农民增强创业信心。同时,加快推进创业支持政策体系建设,并积极创造条件扩大各项创业政策的覆盖面,加大其支持力度。第三’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客观实际,帮助农民选择好、规划好创业项目,做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以促进创业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提高创业培训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本文转自《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5期

  【上述内容选自郑军发表在《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5期的论文《农民参与创业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对山东省的调查》(p34-45),略去了参考文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岗位专家项目“水果一蔬菜产业经济研究”(编号:鲁农科教字[2010]33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供应链合作主体视角下的蔬菜质量安全:行为分析、机制构建与政策优化”(编号:13YJA630143)和山东农业大学“三农"中心软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山东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编号:SN2013-201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登内容由作者授权发布,并不代表本网观点。如若转载请于作者联系。


责任编辑:范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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