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的实践反衬中国大学窘境

　　2009年9月，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转眼五年过去了，他的任期已满。这五年来，他在南方科技大学所做的一切，影响已经超出了这所学校的范围，全国乃至海外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无不关注。他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符号，并且由于大学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这一符号的象征意义更加显著，人们对他的期望更高，当然争议也就更大。他本人，对此也有高度的自觉，自言希望以后对自己的历史评价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在我看来，现在评价朱清时在南科大这五年的成败得失为时尚早，因为朱清时的办学理念，在很大程度是回应“钱学森之问”，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由此在实践上，进行了诸多尝试，比如在招生中，看重自主招生考试的成绩；在学制上，前两年不分科；在教学内容上，强化本科实验课；在教学方法上，鼓励学生参与科研。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做法。但在具体实践上落实得如何，效果如何，都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毕竟，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研究，都是需要具体的成果来说话的。而这成果，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八年就能够出来的。

　　舆论似乎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想象包装朱清时，特别是刻意地把他定义为去行政化的先锋。的确，早在担任南科大校长之前，朱清时就已经有批评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言论，在担任南科大校长之后，曾经因为南科大的一些办学问题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生过激烈的碰撞，提出过著名的“猪圈论”。而跟深圳市政府，也产生过一些分歧，比如校园的建筑风格问题。

　　不可否认，他的这些言行，为南科大争取到了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但南科大是否就做到了去行政化，能够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面前特立独行？南科大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而存在。更何况，南科大的内部治理结构，见诸报端的很少，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是否在学校内部也在为去行政化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呢？还是“泯然众人矣”？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他率先扛起了去行政化的大旗，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各种弊端的症结所在。由于客观环境使然，他的努力并没有能够让问题有太大的改善，但他的身份，他说话的分量，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了，问题就在那里。这就已经是很大的意义了。

　　在这五年中，朱清时也受到了诸多的争议。其中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2011年香港科大三教授的公开信，信中批评他对于课程设计、教学大纲等办学基本要素的轻视。而朱清时直到卸任之前才回应说，教育最根本的东西，不是课程设计、教学大纲，而是学生、老师的交流。孰是孰非呢？或许根本就没有是与非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教学观念与模式的问题。两种观念和模式，应该都是可行的，只要坚持，应该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一争议，其实显示出了朱清时与南科大最大的价值，也就是高校自主办学权的价值。高等教育有内在的规律，但并不一定有统一的模式。多种模式，只要有充分的自主权，应该都能办出成绩，办出特色。

　　朱清时在任职南科大期间，利用了资金和政策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运用于实际的办学当中，办出了一定程度的特色(由于国情，只能都是一定程度上)。而这恰恰是其他大学校长和大学所不能做到的，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所缺乏的。换句话说，朱清时和南科大的实践，反衬出中国大学校长和大学的窘境，即缺乏办学自主权，只能按照一种模式来办学。朱清时校长与南科大最大的意义，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