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原型搜集4000余被拐童信息 仍在寻子
找了7年，孙海洋仍未放弃寻找被拐的儿子。
7年间，孙海洋一共找到4000多条被拐儿童信息。
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7年搜集4000余名被拐儿童信息 仍在执著寻子
人生如戏，孙海洋没想到自己演的竟是这样一出悲剧。在寻子的过程中，他比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亲爱的》中丢失孩子的男主角更为痴狂。孙海洋已用7年时光，书写了一出催泪的脚本。
7年，从为自己找孩子，到去解救全国的被拐儿童，孙海洋倾其所有，而又心力交瘁：只有小学文化的他，竟独自搜集了4000多名被拐儿童的信息；即使明知不是儿子孙卓，他都会日夜兼程地前去解救；两年前，这个已经5年没有欢笑的家庭诞下幼子，可这根本没有让孙海洋停下寻找孙卓的脚步。
7年来，湖北监利人孙海洋自己也数不清在深圳搬了多少次家，记者在深圳龙华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见到刚刚搬来的他时，他说，频繁搬家是因为讨厌自己成为邻居们街谈巷议的对象。
“幸福日子只有两天”
记者：儿子是如何丢的？
孙海洋：我儿子孙卓是2003年腊月生的，当时我们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做包子生意。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连我上小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我不想让孩子还过苦日子，决定离开县城，去大城市闯荡。2007年10月1日，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深圳白石洲，这个城中村当时正好有一间店面要出租，而隔壁就是一所非常好看的幼儿园。又可以做生意，又可以让孙卓读书，于是我很快就把店面租了下来，儿子也在10月8日去幼儿园读书。
但幸福的日子只有两天，10月9日晚上7点多，我太累了，打了个盹，孙卓在门外玩耍。直到8点多的时候，我才被媳妇叫醒，她说孙卓不见了。我立马出门，问了问街边的邻居，他告诉我，说我家的亲戚带着孙卓出去玩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坏了，我才来深圳两天，怎么可能有亲戚来？于是我赶忙往邻居指的方向追去，但半路上，我又觉得这事应该赶紧报警，但警方表示孩子丢失24小时之内不能报案。电影里演的是2007年、2008年我们遭遇的事，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现在孩子一丢家长报案后警方要立刻出警的。(注：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近日澄清，儿童失踪或走失，监护人或家长应立即报案，警方接报后会第一时间立案调查，不需要等24小时。)我回到白石洲，继续寻找孩子，并沿着孩子可能走出去的方向到处寻找，但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没有找到。
这以后，我每天都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孙卓必经的十字路口上来回踱步，我从早上开始一直走到晚上一点多，有时也蹲着、坐着，拿着小石子在地上画着，思考着人贩子所有可能的行动轨迹。直到第六天，我发现附近超市的一个摄像头正对着路口，我赶忙去超市请求他们调取10月9日晚上7点半钟至8点多的录像，我看见一个穿白色衬衣黑色裤子的男子带走了孙卓，当时只有人贩子的背影，我就立刻把这些证据拿到了派出所。过了几天，当我继续看那段监控时，我还发现孙卓曾经反抗了那个人贩子，往家的方向跑回来，但很快人贩子又过来了，拿着一个玩具引诱孙卓，这时，这个人贩子的正面清晰像也显示了出来。我兴奋极了，立马拿给派出所的警察看，我以为有了正面像，有了证人证言，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了，我把包子店的门面改成了寻儿子店，并推出悬赏小广告，刚开始悬赏10万元，后来就把悬赏金调高到20万元。我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轰动，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电话，但其中有不少电话是骗子打过来的。
“我把孩子教得太外向了”
记者：骗子是如何骗你的？
孙海洋：我们几乎不大可能像电影里那样，拿着一麻袋钱去和骗子现场交易。绝大多数骗子都会告诉我，孩子就在他们手上，但无一例外都要我把钱先打到他账上。而当我询问这些人有关孙卓的体貌特征、或有关人贩子的穿着等等问题时，他们很快就露出了马脚。最多的一天，我曾接到40多个骗子的电话，但我真的不恨这些骗子，反而很欣慰，因为这证明我寻子悬赏的广告效果很好。
记者：这话怎么说？
孙海洋：我小时候家里太过贫困，口袋里几乎没有一分钱，也不敢和外人打招呼。一次过年的时候，亲戚给了我几毛钱压岁钱，我拿着钱走到一家百货店门口，很想去买吃的东西，但我却因为从没有买过东西，和店老板开口的勇气都没有，就离开了。
孙卓出生后，我就希望儿子不要像我那样从小怕生。有次我带着孙卓到菜市场里买鱼，我就对着孙卓说，今天我们要吃鱼，爸爸给你钱，你去跟那个叔叔买。结果3岁大的孙卓很轻松地买回了鱼，我当时还十分开心，能把孙卓教育得从小就不怕生人，现在我有些后悔。
另外，就是超市监控视频时间显示，我出门寻找孙卓时，人贩子并没有离开白石洲，我却在最宝贵的时间里，去派出所报警，等我回来时，他们已经走了。
“不是我儿子也要去解救”
记者：7年来你是怎样寻子的？
孙海洋：我每天都在打印寻人启事，在深圳的街道上四处张贴。有一次，当我在宝安区贴完告示往回走时，就看到一个好心人帮我把掉落的告示重新贴了回去，他说他自己的孩子也被拐走了，而且他还认识五六个跟他一样遭遇的人，我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命苦，原来还有这么多家长都丢失了孩子，于是我根据线索寻找这些同命人。我想，只要抓住一个人贩子，兴许就有线索能找到孙卓，所以人越聚越多，一下子整理了4000多个。但7年来，尽管我常常出门解救被拐的孩子，但这4000多个被拐的孩子中，找回来的还不到10个。
记者：如何解救？
孙海洋：首先你要发现可靠的线索，这主要还是靠线人举报，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者回老家后，发现老家的邻居突然有了一个陌生的孩子，这些好心人通常就会发这家父母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给我，我再确认这个孩子是不是拐来的。随后我会去到当地找到警察，让警察带着我一起去这户人家，把孩子解救出来，然后带着孩子去做DNA，因为现在所有被拐孩子的父母的DNA都已经入库。
这些被拐的孩子绝大多数被卖到了福建、广东、山东、河南等地，只有靠当地人举报。在河南一贫困村落，我从一个中年妇女手里找回了一个男孩，她以种地为生，老公患有精神疾病，没有劳动能力，家中的土坯房像是能被风吹倒一样，她似乎连自己也养不活。几年前，这个妇女的独子遭遇车祸去世，亲戚们看到这家人太可怜了，就集资了3万元给这户家庭，“帮助”他们买了一个男孩。
记者：经常一群家长一起出门找孩子吗？
孙海洋：不，就我一个人，钱也是我自费的，像河南这个被解救的孩子，八九岁，我明知道不是自己的儿子，但还是去了。有很多人愿意给我钱，让我做一个职业打拐者，我不愿迈出这一步，这样就回不了头了。我只想快些找回孙卓，带着他回老家去，过安静的日子。
记者：那你现在以什么谋生？
孙海洋：没有记者和同命人来的时候，我就开开出租车赚钱，有些时候承包一些出租屋的装修，长期的稳定的工作我是做不了的，因为我要花时间去找孩子，我相信有找回孩子的一天。
“我很少和这个孩子说话”
记者：7年寻子，家里人还支持你吗？
孙海洋：原先是很支持的，现在他们有点不理解我，特别是两年前我和妻子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家人们都希望我好好地过日子，但我的寻子心却一刻没有松下来。妻子也劝我说，孙卓走的时候已经4岁了，他应该有记忆了，他会回来找我们的，只是现在他还太小，没有能力回家。而我的父母有时候也会说，明知道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干吗还要去找呢？
7年来，我很少回家，主要是一次过年的时候，亲戚也开始劝我别找了，我只好说，大过年的，你们干吗要说这么伤心的话。我就这样不想回去了。
记者：为何又选择再生一个呢？
孙海洋：刚开始，我也希望找回孙卓，然后就不用再生育一个孩子了。每次当我无功而返的时候，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就会在电话里号啕大哭，我爸妈的头发都已经白了，身体越来越差，而我唯一所能做的事，就是再生育一个孩子。电影里的韩总最终妥协了，但我根本没有妥协，我只是不想让父母太难受。而当我去办准生证的时候，遭遇和电影里的韩总是一样的，我必须要开孙卓的死亡证明，才能拿到准生证。这个情节让陈可辛听到后非常愤怒，他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拍出来，因为这是对所有被拐孩子父母的最大伤害。
记者：你现在跟小儿子的关系还融洽吧？
孙海洋：(哽咽，双手掩面，眼角含泪，良久才说)我很少很少跟这个孩子说话，我的心里还满是孙卓的影子。每当过年过节，我看着小儿子吃上了一顿美味的年夜饭，我就在心里想，孙卓现在也在吃年夜饭吗？日子过得好吗？
孙卓现在已经11岁了，但我满脑子还是他4岁时候的样子，在别人的阳台上，我看到4岁男孩子的衣服，就会想到孙卓，但我却对11岁的男孩子没有任何感触，我真的很疲惫，有时候我甚至想，如果能有一场疾病，把我一下子击垮，也是好的。
“我们中没一个有钱人”
记者：大部分被拐儿童的家长还是抱着希望是吧？
孙海洋：电影里有一个情节，非常真实的描绘了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一车家长，看到卡车上两个蠕动的麻袋，以为是自己的孩子，就疯狂地截下卡车解救孩子，但其实，很多家长的孩子都已经离开好多年了，不可能再装在麻袋里。
记者：现在还有很多家长找你？
孙海洋：是的，有的家长甚至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过来，一个江西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丢了，求求我帮他找，还说电话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一定要上门来见我，他们上门就给我跪下了。可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记者：家长们会像电影里那样抱团取暖吗？
孙海洋：不会。我们的聚会是不定期的，但每到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组织，就会聚在一起。比如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每一年的5月25日是国际失踪儿童日。这些被拐儿童的家长，没有一个有钱人，大家绝大多数是打工的，孩子也有很多是在城中村被偷走的，陈可辛是香港导演，他不了解内地的情况。大家像兄弟一样，谈论最多的，不是鼓励的话，而是如何让更高层的人知道我们这些人所处的困境。
我们中很多人，因为经济、家庭等原因，最终无法坚持寻找孩子，但我们的痛苦却很相似。每年孙卓的生日，我们家人都知道，但谁也不说话，气氛像凝固了一样；每年10月9日，孙卓被拐的日子，我们家的气氛同样如此。我们很多同命人都显得自闭以至于暴躁，仿佛除了孩子，其他都与自己无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