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身世与文章赏析
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巨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影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感动，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 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轰炸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轰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沦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种种陈设繁节，如果没有亲身感受是很难写得那样具体而富有真实感。
在张爱玲的《新语》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中，我生活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得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这让人很自然的联想起半生缘中的曼桢，同样在《新语》中“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吃。”这样的语句，让人不得不想起《花凋》中的川嫦。用心品味张爱玲作品，我们可以那些感伤的字里行间隐隐约约看到张爱玲的影子——一位独特敏感的奇女子。据上所述张爱玲的作品中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二、 浅谈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异化现象
异化理论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起来的。首先接触异化的理论形态是社会契约说，明确规定异化指权利的放弃和转让。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一） 金钱和情欲的双重奴仆
太多的文人墨客在描写女性时，都赋予她们温柔善良宽容忍耐的光辉形象；在描写母亲时都赋予伟大无私的圣洁赞扬；但张爱玲却反其道而行之，她用非凡的文笔给世人展现出女性的另一面（最毒女人心）。
张爱玲笔下的寡妇，是被异化的形象，是让人可怜可怕又可恨的一个形象。对金钱狂热的追求和情感的长期压抑使他们曾经经受痛苦的折磨；等到熬出头来，已经被异化得失去人性，她们疯狂的报复，疯狂的在弥补心灵上的空白，几乎成为虐待狂。
《金锁记》写出人性的扭曲与变态，颠覆了母爱，解构母亲神话。张爱玲塑造的心理变态的典型人物是曹七巧，她几乎是“恶”的代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她这样歹毒自私卑鄙的形象。长期被压抑的感情和金钱的枷锁让她的心理严重扭曲，让她变成了一个疯狂报复的虐待狂，甚至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放过。她追根问底的盘问儿子闺中秘闻，然后在众人面前加以渲染谈论来获得心理的满足，直至把两个儿媳折磨而死。“芝寿猛然坐起，哗刺揭开帐子，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不像个婆婆”。 曹七巧的心理阴暗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她对女儿长安的摧残更让人毛骨悚然，就连老妈子都认为裹脚不时兴了，并且将来会影响小姐的婚事，但曹七巧仍然替长安裹起脚来，痛得长安鬼哭神号。她千方百计阻止女儿恋爱，自己得不到爱情，就不能忍受女儿得到爱情的滋润，她用恶毒的话来讽刺挖苦女儿得到爱情的滋润，她用恶毒的话来讽刺挖苦女儿“长安带了点星光下的乱梦回家来，人变得异常沉默，时时微笑着。七巧见了不由得有气，便冷言冷语道：这些年多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跳出了姜家的门，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这么摆在脸上呀——让人寒心。”由于不能忍受女儿的幸福，她用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就断送了长安的婚姻，扼杀了长安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只得继续在她手掌中偷生。“娟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了正不上一年就吞了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 。就是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母亲，为了满足那颗被欲望折磨的心她亲手导演了儿子、儿媳、女儿的命运悲剧。这样的人物形象简直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人，但又是那样真实可信。
张爱玲塑造的另外一个寡妇形象——《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年轻时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年逾耳顺的富人，专等他死，等到顺利的当上有钱的寡妇，心中满是饥荒，于是把侄女、婢女做诱饵，帮自己拉拢青年的爱。自己堕落还不算，还要拉别人下水，活脱脱一个逼良为娼的刽子手。
《怨女》中的银娣同样是金钱的奴隶。药店伙计和富家少爷在同一天向她提亲，尽管她喜欢的是药店伙计，但她却选择了富家少爷。中国古代对于美女进宫之事，有着两种态度：一种是倾向于嫁给普通人，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一种是进宫享受荣华富贵，但如果不受宠就只能一辈子冷冷清清，悲惨的度过一生。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则更多的倾向于后者，无论是曹七巧还是梁太太和银娣，她们都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幸福抵押出去，来满足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这种欲望在她们身体中不断膨胀，加上情欲的压抑而使人物主体异化。
（二）、错误的意识而导致人物异化
许小寒，和前几位不同的是她出生在一个环境优越看似美满的家庭。她聪明年轻美丽动人，有优秀的青年追求者；但她却陷入畸形的恋父情结不能自拔。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由不得光的感情让她痛苦矛盾且疯狂，她步步紧逼父亲，亲手扼杀了父母之间的感情。母亲偶尔穿件漂亮的衣服，或是对父亲表露出一点感情，许小寒就对母亲加以嘲笑，就这样，时间长了，父母的关系就变得冷漠了，消失了。她将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的杀死了，一块块的割碎了——爱的凌迟。她的父亲为躲避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和另外一个女孩同居，当一切都无法挽回时，许小寒才抱住母亲失声痛哭。
《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原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为了完成学业投靠姑妈，虽然明知姑妈勾引男人，环境不好，她却自信的说：只要我行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但随着时间的流失，漂亮的衣服、英俊的青年、热闹的酒会，她对这种虚荣颓废的生活上瘾了，从一个自信单纯的女孩变成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明明知道乔其乔风流成性，却自愿成为姑妈的工具和长期妓女，她选择自我牺牲和自虐来维持并不存在的爱情。生命在痛苦与矛盾中渐渐的异化，她一切的不安被琐碎的物质和肉体的享乐埋没了；当青春不在，她也就异化为第二个梁太太。
（三）、因生计而向往婚姻的樊笼
婚姻是一种保险，是一张长期饭票，有多少女性把婚姻当作追求的唯一目的？这是无法统计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样。女人经济的不独立造成精神上的附庸，他们麻木的生活在无爱的婚姻城堡中，习惯于生活在男人的影子里。像正如《留情》中的女主角敦风一样，嫁人是为了穿衣吃饭，寻找一个能给她衣食无忧的婚姻作依靠。偶尔个别的清醒后选择出走，但社会的压力经济的不独立，让她们的挣扎与反抗显得那样无力和苍凉，生存问题又使她们不得不回到城堡中。《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因为不能忍受丈夫的虐待，颇有勇气的离了婚，在当时的年代，可谓精神可嘉，如同娜拉出走那样令人赞叹。但哥嫂骗光了她的钱后，用冷言冷语赶她走“……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白流苏陷入了生存的困境中，她只能凄凉而小声地道：“这屋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娜拉成功了，但白流苏却不能摆脱封闭枷锁对她的禁锢。为了生存，她只能用残剩青春去赌一把，来换取后半生的保障，她别无选择，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虚假的爱情，她如愿成为范太太，范柳原的俏皮话省下来给别的女人听，然而白流苏忍耐了，她已经没有第一次婚姻中的冲动了，心甘情愿的异化为笼中鸟，尽管如愿后的怅惘充斥着她卑微的灵魂，但她毕竟可以衣锦还乡去报复她的兄嫂。
《连环套》中的霓喜却没有白流苏这样幸运了，霓喜立志要成为一个有身份的太太。但她却像一根稻草，轻飘飘的飞起飞落，却始终没有抓住婚姻的本质。她跟了三个男人，只能是跟而非嫁，因为从法律角度，她始终未嫁。她十四岁被养母像卖物品一样卖给一个印度人，没有地位，连伙计都用“楼上”二字代表她。生了一男一女仍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被赶出家门。后来又跟了一个窦老板，然而好景不长，窦老板死了，她又被赶出家门。但她从来不想自力更生，紧跟着又傍上一个英国人，但霓喜像一个无根稻草，永远修不成正果。英国人要结婚，又把她打发了，拖着一群孩子，孤苦零丁。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抛弃后，她最终成为没有一点人气的外头人，内心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破碎的是她的梦想！”——成为一位有身份的太太，读者在感叹霓喜坚强同情她的遭遇时也在怒其不争。
由此可见张爱玲的浮萍般的身世和小说是惜惜相关的。纵观古今中外很多艺术巨匠都是孤独无助的，比如曹雪芹、贝多芬、雨果、海明威，他们几乎是用自己的人生书写着巨作，人们叹息着他们的身世无常。他们曲折的经历磨练了他们的心智，也为世界艺术史增添了浓墨重彩。从张爱玲在小说我们感觉到女性更应该自力更生，有独立人格，不依附别人，哪怕是丈夫和家人；不能好逸恶劳，贪图荣华富贵，而让自己堕入空虚痛苦的深渊。张爱玲深刻的小说人物对我们是一种启示和鞭策。（作者 刘梅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