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坐着三轮车来给年轻人讲课

　　无论对外部的书画家，还是内部的青年人来说，杭州书画社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自2018年上半年，杭州书画社为迎接60岁生日，开启了“口述历史”计划——吕国璋、袁凤清、吴锡瑶、钱立新、张孝宅、丁茂鲁、寿湘君等杭州书画社的老人，分别讲述了当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故事，与杭州书画社有过交集的名家身影也一一浮现。

　　而这些故事，不是讲完就结束了。从杭州书画社接下来的计划看，那些曾经聚揽名家的优质服务，将于60岁到来之时，再度起跑。

　　三轮车上放个藤椅

　　接沙老来上课

　　张孝宅等人依然记得当时吕国璋任主任时，对于内部学习的关注。“吕国璋老师，我跟了他三十年，他那时候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人。”张孝宅说，当时，他称吕国璋“老吕”，吕国璋叫他“小张”。

　　有一段时间，吕国璋请沙孟海给书画社的员工上课。大家围坐在裱画工场的大桌子旁边，组成了一个临时课堂。

　　那时候，杭州书画社有一辆三轮车，平时是运送东西的。沙老来上课的日子，大家就在三轮车上放一把有靠背的藤椅，派个职工扶着，送沙老来回。沙老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沙老也不觉得坐在三轮车上不好看或者怎么样，蛮高兴地来给我们上课。”丁茂鲁说，沙老讲完课，大约晚上八点半到九点钟。所幸沙老就住在龙游路上，书画社则在一公园的头上。

　　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听课机会，有问题会向沙老提问。“老先生的讲解，使我们这辈人受益匪浅，我们得到了老先生的亲授，都觉得书画社是一个有机会学习的殿堂。”丁茂鲁记得，沙老的“书法课”主要讲碑帖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学习技法，先生是想从根本上让大家懂得书法的精妙所在。

　　这番用心没有白费，张孝宅一再强调，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潘天寿抓抓头发说：

　　我画不好哎

　　裱画工场，是杭州书画社里人来人往且故事比较多的部门之一。因为，这里聚集了杭州最好的裱画师傅，包括陈雁宾、钱立新，吸引了大批书画名家，如马一浮、潘天寿、沙孟海、周昌谷……还有上海名家唐云、谢稚柳、刘海粟等，他们专程把作品送来杭州，裱好再带回去。

　　张孝宅印象最深的是潘天寿。在他的描述中，潘天寿戴着黑框眼镜，留着平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我画不好哎。”每逢大家赞扬，潘天寿总是抓一抓头发，很谦虚地说。张孝宅说，那时候大家看待名家，和今天那种崇拜的感觉不一样，大家只知道潘天寿画得好。

　　杭州大学的老教授严群也经常来杭州书画社，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严复的侄孙。他曾给张孝宅写过一幅字。严群是一位很严格的老先生，有一次，他到杭州书画社裱一张自己收藏的字画。他说签条贴歪了，但我和陈师傅都觉得没有。他说相差了一根头发丝。张孝宅说，工匠精神其实就像严群先生要求的那样，是一根头发丝的差别。

　　正是名家这些有形无形的要求，让张孝宅等人不断提高自己：“逐步带动我们也严格起来。”

　　穿长衫的马一浮

　　爱淡雅的周昌谷

　　马一浮穿长衫，留着长长的胡子的样子也留在了大家的心中，虽然他自己出来裱画的时候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沙老还不是排在最前面的，马一浮名气比较响，他水平也比较高。”号称“江南第一裱”的钱立新说。

　　周昌谷也是裱画工场的常客，他与张孝宅交往颇多。

　　“他要颜色淡雅，不能火气很重，不能很鲜艳，淡雅了才能看出高贵。古画文物，淡雅的看着高一层。”在周昌谷给张孝宅的一张手札中，可以得知周昌谷的要求，手札中写道：陈老莲人物画轴不知是否动手。目前凉秋时节，正好下功夫。望能以工细色雅为盼。

　　钱立新1963年入职杭州书画社裱画工场，他的观点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共识：“裱新画不是很难的，裱旧画那就没那么方便了。一张旧画拿来，像看病一样，这个病人里面什么情况，应该怎么下手，怎么治疗？ 完全是这样子，所以裱画师应该叫画郎中。”

　　正因如此，书画家对他们非常信任。刘海粟从上海送来的古画，一张宋朝一张明朝的，“印象中难度大，但他相信你，从上海送过来，指定（裱画师）名字。”张孝宅说。

　　王个簃说：

　　自己人，自家人啊

　　因为业务的精湛和投入，杭州书画社的员工和艺术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吴锡瑶说，那些非常火爆的年历上，有些印的是周昌谷等人的画，都没有稿费的。而她之前做儿童挂历，请谢稚柳题字，也是直接去他的家中拜访并说：“谢老，给我写几个字？”谢稚柳坐下就写，也不收一分稿费。

　　书画家们把杭州书画社的员工，都当成了自家人。

　　有一次，吴锡瑶在上海出差，下午4点的火车回杭州。她顺道去看书画家王个簃，却发现王个簃的门口贴了张条子，说下午三点会客。当时，才2点，还有一个小时，但是再等的话来，就来不及上火车了。她硬着头皮敲门，当时，老先生在画室坐着，吴锡瑶很不好意思地说：“您老三点钟会客嘞？现在两点。”

　　王个簃拍拍她的肩膀说：“自己人，自家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