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儿童个人信息要突出可操作性

　　今年儿童节期间，全国的儿童收到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送出的一份特殊礼物——《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为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意见稿提出，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明示同意。明示同意应当具体、清楚、明确，基于自愿。

　　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3月共同发布的《2018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到1.69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93.7%。这些儿童是真正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离不开网络，如何让他们在“触网”时的个人信息能得到合理保护，已成为网络社会未成年人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正式征求意见，是在这方面跨出的重要一步。

　　不过，个人信息保护牵涉面广、涉及的细节多，如何区分好不同主体的责任，如何保障规则的实操性，至为关键。比如，意见稿提出，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明示同意。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要防止这种告知被形式化。比如媒体调查就发现，一些平台针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条款中，会有“监护人同意”的相关表述，但因没有任何年龄申报和验证机制，这实质上成为针对未成年人的自律机制——因为未成年人完全可以代替监护人做决定，而平台方面又无有效的验证程序。另外，一些平台推出“青少年”模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且“青少年”的年龄界限如何界定，目前也缺乏明确标准。

　　鉴于当前个人上网基本上面临的是一个平台化的网络生态，对于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各网络平台对于用户信息的采集边界，需要更加明确。如当前网络平台采集个人信息应采取最小化原则，在不少法律中都已被明确。另外，如果涉及对儿童个人信息的泄露和不当利用，在责任追究上是否应该更严厉，以体现对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应有关照，也该有周全考量。

　　较之于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更容易被监护人或机构“无意”泄露。比如，监护人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的儿童图片、影像，到底如何界定其“产权”，其会否在平台上留痕，又可能存在怎样的信息泄露风险，这些都需要平台作出更准确的告知，并植入相应保护程序。另外，像幼儿园发布儿童监控视频、活动照片，其合理边界在哪，是否需要提前征得监护人同意，法律上宜作出具体规定。

　　在法律的视野下谈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往往都是把儿童当作一个被保护的对象。但是，在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也该成为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素养。因此对于“互联网原住民”而言，除了外界要为他们建立一个良好的个人信息保护环境，也还应该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教育的升格，比如在相关课堂教育中，设立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常识课，帮助他们从小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这方面，此次立法也可以有相应的规定条款，将个人信息保护教育明确化。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当下已不缺共识，关键是如何增强相关法律和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与针对性。这要求立法上必须尽可能细化，将儿童上网的具体场景考虑进去。当然，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在根本上说依然是个人信息保护范畴内的事，只有全社会的个人信息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也才会有牢固的基础。（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