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

  《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作者简介：孙刚，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阅专家，山东师范大学智库中心特聘专家，山东师范大学首批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暨学科带头人培育）计划人才、山东师范大学教学能手、济南市高层次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传播、武术教育与教学法、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实践。

  《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一书简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是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孙刚教授所著，于2018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CIP数据核字2018第069994号）。该书以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为理论基础，以“生命意识”为思想脉络，以“人的身心合一观”为研究起点、以“武术审美价值观”为研究主线，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西方审美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绘画、舞蹈、书法、诗词、文论等相关审美思想为参照系，从多维度、多视域、跨学科的不同层面对中国武术审美文化展开较为系统地研究。研究循着“生命崇拜——生命气化——生命和合——生命思索——生命追问”的路向，集中于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源起、武术审美文化形成的原力、武术审美文化的核心价值、武术技艺的审美形态与评价体系、武德审美文化、武侠审美文化、武术审美意象再造、武术审美感兴、武术审美文化的意象结构、武术审美文化特征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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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生命追问：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特征

  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漫漫历史长河演进中，秉承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无限关爱和追求，随时代的变迁发生相应的嬗变。从上古英雄神话到武舞雏形到武艺双轨历程再发展到武术艺术的当代提升，中国武术谱写了一首浩气长存的英雄史诗，颂扬着一曲生命之美的赞歌。几千年的历史流变，几千年的历史风华，形成了绚丽多姿的武术审美文化。武技审美文化、武德审美文化、武侠审美文化等精彩纷呈，意蕴幽深，成为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核心内容。“气韵”“中和”“形神”“意象”“意境”“境界”等具有中华民族审美特色的审美范畴也成为中国武术审美文化形成的主要成因。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来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以“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又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等时代背景的影响，体现了以中华文化为本根的民族性、以审美需求为导向的时代性、以和谐发展为主旨的渗透性、以生命价值为旨归的稳定性特征。

  第一节  中华审美情趣为本根的民族性特征

  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使中国武术不容置疑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历史烙印，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无疑在中国武术身上流光溢彩。中华审美文化旨在以“生命”为本体，以“人”为核心，以对生命精神的追求作为审美价值观，体现了一种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审美理想。因而，中国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呈现出特有的民族性特征。

  一、“气化一元，身心合一”的生命价值观

  “气”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范畴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开启中国传统文化之门的金钥匙，也是形成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原力。《庄子》曰：“通天下一气耳”、《淮南子》云：“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等都旨在阐明天下万物一气派生、一气相联的“气一元论”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生命价值的意识倾向，奠定了中华审美文化的生命之美基调。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相关命题如气韵、气势、气象、气格、气骨、气脉、神气、逸气等都是以“气”为元范畴而延伸的，因此，“气”是中华审美文化特有的，富有流动性特征的美学范畴，以“气”表现宇宙节奏为根本目的的美学观念，形成了中国美学独特的生命体验理论，赋予了中国艺术以生命力的形象色彩，表现为对人与世界“一体同气”关系即“道”的体认。

  中华审美文化因“气”的生命本源性，打破了灵肉、形神、身心的二分，显然与西方美学身体观中的灵魂与肉体对立、灵魂统摄肉体的理念大相径庭。使中国人对“美”的认识不被限定在纯粹感性的表层，而是关注于对深层生命意蕴的体悟，体现了生命精神的和谐价值观。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诚明》中说：“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合不偏，养其气，返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正是“气”的这种诉诸感知的生命能量的基本特征，使它通过运行中的强弱充盈影响到外在形式的结构、比例、虚实、韵律等，进而影响人的心理，直接唤起、调动人的情感和力量，形成“气”的审美意蕴，这也是中西审美观中的差异关节点。

  在“气一元论”的思想影响下，“身心合一”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和审美价值取向。由此，中国武术形成了内外兼修、内养外练、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习武总则和审美诉求，不仅体现在“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的技法练习中，而且强调对道德的提升、对性情的颐养、对人性的修炼等方面，从而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格斗术的民族特征，透视出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情趣，诚如叶朗先生所说：如果脱离了“道”和“气”，“象”就失去了本体生命，成为无意义的东西，这是中国美学的哲学根据。[1]“传统武术本身就是一个特殊复杂的身心‘修炼’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身体某项机能和技能的展示与运用。”[2]正是通过生命之“气”的鼓荡和催化，彰显了中国武术那种劲气鼓荡、气足神明、气韵生动、豪气雄风的生命律动之美。因而，“气化一元”的思想也就成为武术审美的逻辑起点，“身心合一”的生命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武术对生命价值、生命精神的不懈追求。

  （一）“气”是形成武术特质的原力

  “精气神”是中国武术的精髓和魂魄。中国武术虽门派众多、技法各异，但对“精气神”的追求可谓是不二法门。“精气神”是中国武术的特质，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因而，中国武术对“精气神”的追求就是对生命之美的追求。

  武术技击练习强调“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从长拳“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的八法要求、形意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的习练法则、八卦掌“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的境界追求、太极拳“以心行气务令沉着”“以气运身务令顺遂”的技法要义以及武术整劲的气化运转等等不胜枚举的武术实践体例中我们都能深深感悟到武术之“气”的审美情趣。

  因此，正是“气”的运化塑造了武术外在肢体动作的“气势造型”，实现了动静、快慢、刚柔、虚实、吞吐、含展等阴阳二气化生的“节奏韵律”，彰显了武术内外合一、气化一元的神韵风采。“气”是统帅武术精、神、形、韵、势、意、情、趣的枢纽，是武术审美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文化范畴。

  （二）“气”是形成武术道德主体的生命力量

  “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最早从道德主体的生命力量树立中国审美范畴中的阳刚之美。《孟子·公孙丑上》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见，“浩然之气”的精神升华是因“配义与道”“集义所生”。“气以直养而无害”道出了中华生命文化的价值取向，即要通过“养”来修行道德，颐养性情，保养性命。 

  中国武术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精神，形成了以仁、义、礼、勇、信、和为核心的中华武术精神。一个个侠肝义胆、仗义勇为的武术英雄人物，谱写了一曲曲礼赞民族气节的生命之歌，正是中国武术精神的写照，是“浩然之气”的精神缩影。陈望衡先生认为，《周易》将“乾卦”放在首位，就说明了中国文化推崇一种积极的阳刚精神这一问题。乾卦的基本精神是《彖传》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中国美学上体现为刚健，这种刚健之美，在西方美学体系中称为“崇高”。[3]这种人格精神、民族气节是一种大美，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生命的理想境界，主要偏重于人体非视觉方面的生命精神内涵意蕴。儒家文化的忧患意识、刚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气概，救天下之溺的道义承担、崇义不崇力的怀柔和平政策，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种民族精神体现在中国武术中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尚武精神”，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的审美诉求。

  二、“形神兼备，重神轻形”的审美价值观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艺术形成了“形神统一”“重神轻形”的美学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重在生命体验、重在精神内敛的内倾型思维特点。形为载体，神是主宰，只有形神合一，才能内外通融，从而产生和合美蕴。“形神兼备”也是武术技艺的习练法则，因而也体现了独具民族艺术特色的审美价值观。

  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属性，组成武术技击的基本要素源于远古时期人们为生存而采用的踢、打、摔、打、劈、砍等搏杀手段，因而，武术天然蕴涵野性的攻击搏杀色彩，武术的文明化进程正是在既不脱离技击又消解暴力的二律背反的态势下得以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艺术化体现。武术属于体态符号系统，即由具有生命灵性的人体发出讯息的一种复杂的肢体语言系统，是一种动态的视觉艺术符号。武术动作的演练，是人体通过肢体的开合、含展、收放、旋转等多向度变化在空中形成的“点、线、面”的均衡、和谐、对称、节奏等多样化统一，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立体艺术美感。中国武术强调“形神兼备”正是与中国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对形、意、神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中国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武术动作外在造型美和内在表意美的统一，诚如邱丕相先生所说：“艺术的武术通过其表现技击性这一载体体现出东方文化的艺术魅力，将身体的无穷变化演绎为一种艺术，在攻防进退中充分展示个人的想象，创造出一种攻防的艺术形态，不仅千变万化，而且享尽形态、节奏、神韵之美。”[4] 

  静止的武术动作造型，不仅体现在外在肢体的结构之美，更蕴涵“引而不发”“蓄势待发”的攻防技击之“意”。整套武术动作演练则表达了一种动静相间、快慢有致、刚柔相济、气韵生动的流体美感和生命意境。比如，长拳动作演练要求“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奔若烈马、惊若游龙”，由此将生命的韵律、气势的恢弘、形神兼备的生命意境得到活灵活现的体现，使整个武术动作流、节奏链活泼、优美，富有生命的情趣。在武术拳谚中，也能体悟到武术神妙意境之美。如把长拳的高跳低落比喻为“高如鹰击长空，低似鱼翔浅底”；把形意拳的技法比喻为“起如伏龙登天，落如霹雷击地”等。武术意境的营造都把观者带入一个武术动作和客观物象融为一炉的物我合一之境，从而带来心志的愉悦和享受，达到“悦志悦神”的审美境界。

  武术套路演练不同于西方的芭蕾、体操等艺术形式。西方的芭蕾、体操是基于“黄金分割律”的人体美的标准来塑造体形，展示人体之美。因而，西方艺术追求的是外在肢体的比例、协调、对称、节奏，尽量通过绷直脚尖、伸展腿胯等开放型的动作形式来塑造自身的外形结构，因此，它们的展现形式往往是尽量裸露身体，把人体的肌肉、关节等人体比例之美呈现于人。武术套路演练则是贯注了“战斗的意念”“技击的意识”，在外形上则通过勾脚尖、裹档、合髋等动作来体现肢体的“合”，不仅是为了满足武术技击的需要，同时也折射出中华民族的“中和”思想，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和合之美。武术套路演练从内在情感上也超越了“形”的禁锢，超越了实际的直面对抗，使原始社会野蛮、残酷的搏杀手段消解在人的想象之中，使含蓄内敛的思想消融在宽硕肥大、飘逸洒脱的表演服饰中，从而给人带来无穷的回味。当代著名武术家邱丕相先生认为：“武术的那种战争似的搏打厮杀，是野蛮的原始形象的再现，它必须转化自身的形式，将搏打厮杀进行‘艺术化’的包装，使其在满足文明人类的野性需求之时，体现武术文明的文化艺术价值。”[5]当然，武术套路演练中的对练表演，则赋予了一个真实的对手，让人感受到比较直观的技击方法，可以说是对武术徒手演练的一个有益补充，演练双方更需要“形神兼备”，从而让观众置身于一个真实的打斗场景，去体验那种武术技击间的攻防转换的美妙意境。武术套路表演将与对手的直面厮杀消解在虚拟对手的技击意象之中，淡化了打斗的杀气，彰显了唯美化艺术色彩，因而往往成为各种文艺演出中引人入胜的精彩节目，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审美愉悦。

  以散打为代表的现代武术格斗类项目，重在实战。散打格斗直接体现了武术的技击特色，展现的是人的生命本质力量，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刚健的生命力之美、一种顽强拼搏的意志力之美、一种人文关怀下的人性之美、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技击之美。研究表明：散打竞赛场上，运动员精湛的拳法、凌厉的腿法、巧妙的摔法、灵活的战术不仅给观者带来赏心悦目的直面感受，而且折射出来的健康的体魄、内在的自信、不挠的斗志、拼搏的精神、机警的睿智、高尚的人格更使观者感到心灵的震撼和中国文化的张力。那触动心弦、振奋人心的微妙之处正是现代散打运动带给人们的审美情趣。武术散打展示了人类本性中的野性之美、力量之美、勇武之美、生命力之美，激发了人类的生命本然，给人提供了一个回返自身心灵深处的宣泄平台。诚如于涛所说：“在激烈的对抗中，通过酣畅淋漓地展示人的本性中勇武、果敢、顽强、机智、甚至残忍的一面，能唤起人的本能的意识，使人震撼。在人的奋发抗争中，锐意进取的搏斗意境中获得美的观感愉悦。”[6]

  三、“强化和谐，弱化竞技”的生命和谐价值观

  前已论及，“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大众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在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武术，深深打上了注重与自然和谐、注重个体身心和谐、注重群体生命和谐的思维理念。

  武术滥觞于先民们与兽斗、与人斗的生存需要，催发于冷兵器时期的古代战争，因而决定了技击的本质属性，从而也更注重对武术伦理道德的强化。武术审美文化寓武术技击与武术道德于一体，形成阴阳二元的合体，在阴阳相摹相荡、消长平衡的致因下推动着中国武术的和谐发展。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道德一方面规范、制约了技击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力。因而，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对“德艺双馨”的武术审美诉求，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思想。

  “武德”的历史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武术技击的规避和框定，其主旨是强调人际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武术的竞争精神，从而被框定在武德规范下的技击形态，形成重表演娱乐、轻竞技比赛的特征。从原始的“武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角抵戏”，从秦汉兴起的“百戏”到宋代“勾栏瓦舍”的“打套子”再到潜入元代的“戏曲”，体现了古代武术重和谐、轻竞技的倾向。直到近代，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武术竞技化得以开掘，但并没有泯灭其“内外兼修”的本色。多元文化交汇下，武术在现代竞技化的征途中，也出现了“重形而失神”的某些异化现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运会组委会举行的武术项目发展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武术协会主席高小军坦言：“就目前而言，越来越体操化和舞蹈化的竞技武术套路和掺杂进太多西方技击项目动作的散打，都很难真正体现武术的文化特性。如何保持竞技武术的文化特性是对武术运动的一大挑战。”[7]我们看到，竞技武术套路的“泛舞蹈化”倾向以及竞技武术散打的“拳击+腿+摔”的技术体系让我们感到“武术味”越来越淡，这种“武术味”的实质即是传统武术的文化底蕴，即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回味。

  四、“意象思维，术道合一”的自然生命观

  “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理念，“武术审美意象”是武术艺术的核心范畴，是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重要内容。

  “意象”蕴涵在中国武术审美文化之中，基于“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主要体现了三个纬度：第一，追求武术与自然和谐的“自然意象”纬度，即自然现象主观地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思想观念在武术实践中的体现；第二，追求习武人自身“内外兼修”的“身体意象”纬度，即对人体生命本然的体悟在武术技艺中的体现；第三，追求习武人与社会和谐的“人文意象”纬度，即习武之人在社会人生价值追索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因而，武术审美意象体现了师法自然的自然意象，体现了武术技艺特质的格斗意象、侠义精神意象、民族文化意象，从而营造神妙无穷的武术意境，驻守于一种超验人格境域，反映了人格内向升华的心路历程。

  “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8]金岳霖先生认为：“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9]“道”是先秦道家哲学美学的核心范畴。“道”作为“天下母”是世间万物的本源，它无始无终，生生不巳，是主宰并超越一切有限事物的宇宙生命本体。老子“为道”的意义正体现在真人大朴、至善和大美的至高境界。

  “天道”体现了周而复始、运行不殆的生命精神，体现了宇宙生命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体现了“法自然”的生命哲理。道家把个体生命的价值、个体与他人的互不相争的自由发展放在最高的位置，追求一种同自然一体、超越人世的利害得失、在精神上不为外物所奴役的绝对自由的境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等都表明一种超功利的自然精神，体现了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睿智和审美观照。武术遵循宇宙自然之生命规律，体现了“道法自然”的生命法则。无论是象形武术还是武术术语、拳谚、拳理都体现了这种思维理念。顺其自然、自然而然成为武术技法的高级境界。“天道”体现了生命精神之坚韧、执著、永恒、绵延，与习武之人的恒心、耐心、决心、信心相观照。

  儒家讲“中庸之道”，以“人道”为修行准则。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蕴涵深厚的人文精神——以人、以个体自由发展为目的、为价值追求的精神。“人道”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道德。儒家讲究人道，就人事论人事。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天。”说明人在社会生活中，只能顺天，不能逆天。“人道”是一种“为善之道”，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相互关爱。“人道”是一种精神支撑，是一高尚的人性情操，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10]“人道”是一种“人学之道”。孔子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11]所以，孔子认为，人性由天所赋予，遵循这种特性才是正确的道路，遵循正确的道路就是“教”。武术之“道”是一种“人性之道”，强调通过意志品质、精神情操的人性修炼，消解武术之“血性”，回归一种超然的本我之境。武术强调“内外兼修”，不仅仅是武技的较量，更是人格品质的修养之“道”。武术作为一种体道、悟道的生命载体，其最高境界应是“通于大道”而达神妙之境，彰显生命本然的“道”之本体。

  “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政，经仁义教化折服天下的“仁义之道”。孟子认为，诸侯通过仁义治国，规范礼仪，最后能够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因而，“王道”体现了“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服人”正是“王道”的生命法宝。“王道”体现了一种柔性教化之道，只有“明人伦”，然后方成“王道”。“王道”是“以人为本”的人生之道，通过情感的沟通，通过人性的内化，才能形成一种人心所向的内驱力，从而“王天下。”《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至善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性”，通常被作为“强者”的代名词，往往被披上“霸道”的面纱。实际上，武术提倡的是“尚德不尚力”，各种门规戒约都在教化习武之人虽“强技在身”，决不许做“仗势欺人”“欺凌弱小”的“霸道”行为。

  中国历代艺术家都把得“道”视为人生最高审美理想，同时也把“道”的表现看作艺术创造的最高审美境界。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以形媚道”“以神发道”的命题。刘熙载《艺概·自叙》曰：“艺者，道之形也。”从技术层面中的武术造型到各种武术技法的运用，从习武人对人体自身的内外兼修到对社会的人生价值追索，最终旨归是通过对自然的眷顾和社会的人文关怀激发对生命本然的始源性追索，是超越了外在之“术”而对形而上的“道”的人性探索和精神诉求，是“技进乎道”的审美表达，体现了“术道合一”的审美理想。传统审美文化是一种观照性文化、超越性文化。因而，中国武术的价值旨归正在于通过武术实践观照人性修炼而体悟生命之“道”，是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拳道之大，实为民族精神之需要，学术之国本，人生哲学之基础，社会教育命脉，其使命要在修正人心，抒发感情，改造人理，发挥良能，使学者精明体健利国利群，故不专重技术一端也。若能完成其命，则可谓之拳，否则异端耳。习异拳如饮鸩毒，其害不可胜言也。[12]

  总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在“人”“生命”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石之上，发掘武术这一具象蕴涵的人生之道、人伦之道、人格之道、人心之道、人性之道等等，关照宇宙生命本体的精神意蕴。“天人合一”“道”“气”“阴阳”等思想既是中华文化的本根，也是中国武术的理论基础与精神驻守。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重仁守义的侠义精神、宽厚博爱的道德操守、形神兼备的审美特质、虚静守一的涵养功夫等民族文化精神在武术人文精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武术审美文化重要的内容。

  第二节  审美价值需求为导向的时代性特征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学》教材中认为：“审美现象不是纯客观的存在，也不是纯主观的决断，而是历时性的，是由人类生存的历时性、人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13]著名美学家高建平先生认为：“美学与艺术理论，是从属于它们的时代的，人们关于艺术本质和艺术定义的思考，也与它所属的时代联系在一起。”[14]美和审美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超历史的。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美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审美文化也具有时代性特征。不同时代的审美文化体现了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审美价值取向，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价值观。中国武术审美文化同样伴随着中国武术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与之相适宜的审美意蕴和时代特征。

  一、农耕文明背景下的内隐性

  史料和现实表明，武术具有审美价值，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但囿于武术在冷兵器时代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一直在既被重视又被压制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中生存而处于“俗文化”的社会地位，与作为“雅文化”的中国诗歌、书法、绘画相比，没有形成一种知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受宗法制思想影响，武术门派林立，惯有的口传身授的师徒传承模式使其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历史典籍很少，有关对武术之美的表述和思想透视也仅能从一些零星的历史史料或相关史料中的吉光片羽中捕捉。因此，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的古代武术，其美学思想仅停留在人们的认识层面，而且是一种潜意识的体验感悟，没有形成一种知识体系，大多记述仅从古代已考史料的舞蹈、诗歌、文学、拳谱、拳谚中得以体现。

  无论是原古时候的武、舞、巫一体，还是武舞逐步分离后的胶着态势；无论是宫廷武舞还是民间百戏；无论是春秋战国时的“侠客现象”还是明清之际的“武侠小说”；无论是宋代的“打套子”还是潜入“元曲”的自我保存；无论是军事实战还是民间自卫等等，不同的时代背景，彰显了古代武术不同的价值需求，体现了人们不同价值评判下的美学思想。而从整体上看，这一历史时期的武术审美文化呈现出相对内隐性和封闭性的特征。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开放性

  近代武术处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武术“铁肩担道义”，“尚武精神”的提升，激发出中国武术最深层的“侠义精神”，彰显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时代强音，这是一种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讴歌。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蚀，西方体育登陆中国，并初显武术的竞技化现象，竞技观赏价值得到提升。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武术，既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既依存又偏离的态势，又呈现出重在演练的套路运动和重在实战的格斗类等多元武术现象，二者因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蕴；中西合璧下的现代竞技武术则呈现出中西审美文化相融汇的现状；高科技的发展使武打影视成为展示武术之美、透视武术审美文化精神的另一面视窗；和谐理念将新时代武术道德的“和谐之美”推向了历史的前端，新时代的武德思想也必然表现出与传统武德的不同而体现出其时代性特征。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日益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武术日益走向国际舞台，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武术的魅力风采。由此，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呈现出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开放性特征。

  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嬗变性

  受不同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武术的价值功能体系发生了嬗变，因而，蕴涵其内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文化内涵也在发生相应的嬗变，从而不断剔除旧有思想中的糟粕、充实新的思想内涵，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武术的内容体系，也深深影响着武术审美文化的发展。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间的武艺得到了发展与交流，南北民族武术出现了交融；娱乐性武术得到了较大促进，“击有术、舞有套、套有谱”的武术技术和理论体系架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完成。[15]三国时期，以“武舞”为主要特征的武术套路形式已有相当发展，格斗比赛、娱乐表演多见于史籍记载。盛唐盛世，不设夷夏之防，这给了侠客自由活动的环境，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习俗，也因之得以浸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隋唐时期尚武任侠之风盛行，从当时众多的咏侠诗中可见一斑。宋代商业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商业化的习武卖艺蓬勃发展，显然，大大提高了武术的观赏性，丰富了武术审美文化。明代勃兴的套子武术，演变为花法武艺，形成门派林立的繁荣景象。民国时期倡导“尚武精神”“强国强种”，因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凸显了中国武术的凝聚力作用，凸显了文化的民族魅力，从国家层面强化和提升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审美意蕴。

  以太极拳为例：太极拳运动由初创到小成体系，大约在明、清之际。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明初之际的“理学”独盛→明中叶之后的“心学”大盛→明末清初的“惟气学”独霸哲坛。“理学”独盛的明朝初年，世人皆以朱熹学说为依归，而“太极”正是朱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朱子以“太极”为理，奉“太极”为天地万物运行之圭臬，明初大儒如曹端、薛瑄、吴与弼等大都继承朱子学说。因此，当时论述“太极”哲学思想的著述充斥着整个社会，从而为太极拳拳名的创造提供了绝佳气候。明中叶之后，“心学”大盛，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等哲学大家对“心理一体”“心道统一”等思想进行了很多阐述，对太极拳“以心行气”“意念引导动作”之要旨可能影响较深。明末清初，“惟气学”独霸哲坛，哲学大家王廷相认为：“元气为道之本。”[16]王夫之认为：“天人之蕴，一气而已。”[17]黄宗羲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18]等等。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对太极拳“一气贯之”“以气运身”之理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19]因而，正是源自“道”家心性修养生命观的宋明以来的三大哲学思潮为太极拳的形成提供了可行性历史文化背景，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武术的内容体系，使太极拳运动成为目前世界上普及最广、最受大众喜爱的武术项目，而且，其中透视的生命理念大大丰富了武术美学思想内容。“太极”理念演绎了一副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宇宙生成模式，为太极拳的生命关怀理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诠释无始无终的生命周流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的“圆”，作为太极拳运动的特殊运动形式，透视出特有的生命韵律；作为囊括万物众“象”的特殊韵味的“象形拳”，折射出无穷的生命意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无形无象、全体透空的神韵之境乃是太极拳运动的最高生命意境。

  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武术，自然打上了农业社会的文化烙印和思想痕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国武术在客观上祭起伸张正义、弘扬正气的大旗，而在主观上则脱离不了封建家长制、宗法制思想的影响，呈现出种类繁杂、门派林立、各自为政、缺乏规范的社会发展态势。陈公哲认为：武术的“击和舞”是统一的，因时而变。他说：“武术中的击和舞是相结合的。人的手伸开就是舞，握起来就是击。现在是讲和平，但和平与战争是决定于环境的。武术在平时是体育，在战时就是技击。技术到了很高的境界就是艺术。”[20]

  武术套路演练服饰从外形设计上与极富中国传统风情的“旗袍”有异曲同工之妙。紧凑的“立领”，突出了脖子的修长，凸显了身体的整体和谐之美。盘根错节的“盘扣”一如情深意浓的“中国结”，不仅体现了精细的中国做工，而且彰显了和谐的审美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武术套路演练服饰也在发生相应的嬗变。由较为单一花色、单一色彩演变至今可以自选服装样式、衣服上可以绣上不同的图案（比如，梅花、龙等）花色，体现出习武者的审美心理，体现了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木兰拳”的创新发展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木兰拳就是综合武术、体操、舞蹈而创编的新拳种。“木兰拳是融中国武术之刚健和现代健美操之柔和为一体的健身拳术，……将太极拳基本功、气功要领、武术基本功、体操基本功与舞台艺术造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被国家体委中国武术院正式认可为中国武术的第130种新拳种。”[21]

  武术侠义精神也是一种动态的、有历史特性和时代语境的精神样式。《朱子·诗传》说：“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江湖义气”“哥们义气”等成为混乱时局下时人彪炳的传统武德。西方文化的冲击，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在逐渐迈进工业社会乃至信息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农耕文明的许多“副产品”，都需要进行有选择地继承。传统武德中的“江湖义气”“哥们义气”等，则随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嬗变，衍生为“爱国主义”“见义勇为”等新时代武德内容。现代武德思想中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义”的思想、“诚信守诺”体现了“信”的思想、见义勇为体现了“勇”的思想、尊师重道体现了“礼”的思想等，这些都是“仁”的表现形式，最终旨归是为了“和”，为了实现和谐生命的价值观。其中以“仁”为核心，以“义”“勇”“信”“礼”为主要内容，以“和”为最终旨归，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的生命价值。所以，武德主要体现了中国文化“仁”“义”“勇”“信”“礼”“和”的审美文化内涵。《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由此而体现了中国武术审美文化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具有不同的审美意蕴，从而体现出随时代发展变化而嬗变的时代性特征。

  第三节  和谐发展为主旨的渗透性特征

  武术蕴涵丰富的中华文化思想，具有既是审美主体又是审美客体的双重性，同时，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人类最初的生存斗争、防身自卫、保家卫国到健身娱乐，渗透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生产生活之中，因而，武术所蕴含的审美文化思想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呈现出渗透性特征。另外，由于中国古代，武术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体系与规范模式，因而，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导致了其思想的发散性，从而为渗透到其它领域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基础。

  一、辐射领域广泛

  古代中国，“武”“舞”相通，形成了“武舞”这一历史现象，正是“击技”思想渗透到原始舞蹈中，成为初民们炫耀武功、展示生命力、寄予理想的素材，并由此而形成了诸如“武舞”“战舞”“象舞”“健舞”等多种表现形式。武术之美渗透到古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宫廷武舞等成为达官贵族们享乐愉悦的元素；渗透到平民生活中“百戏”“角力”等成为市井平民们闲暇时的娱乐方式；渗透到戏曲中，不仅为塑造戏曲舞台上演员们优美的造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大大丰富了戏曲的内涵，构筑了戏曲“打唱做念”的主要内容体系；渗透到军队中，不仅成为古代军旅武术中激励士兵奋勇争先的动力机制，而且影响了诸如岳飞、辛弃疾、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批爱国将领，将中国武术的搏杀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古战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彰显了一种“大美”的生命精神和人生价值。

  近代武术的审美文化思想已渗透到救国救民的意识之中。孙中山先生亲笔所题“尚武精神”，正是试图通过倡导和激发武术的“侠义精神”这一精神纽带，来影响当时民众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试图由此唤醒和激发内潜于华夏儿女心中“自强不息”的中华元典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呼吁：“吾闻日本人有所谓日本魂者，谓尚武精神是也。呜呼！吾国民果何时始有此精神乎？”[22]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论尚武》：“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呼吁振奋中华文化之“尚武精神”。张之江说：“历考我国积弱的缺点，就误在重文轻武这四个字上，把堂堂的国民，几乎全变成了病汉。”[23]著名教育家徐一冰于1914年上书教育部“拟请于学校体操科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科以振起尚武精神”，次年此建议被教育部采纳。[24]“尚武精神”开始向教育领域渗透。

  多元文化融汇下的现代武术，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开放，其美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也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比如，中国武术的美学思想渗透到影视领域，成就了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的中国武打影视。其中，以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四大功夫明星为杰出代表。无论是精彩绝伦的武打动作，还是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在不同层面折射出武术的美学思想。而且，随着武术的国际化发展，武术审美文化理念已渗透到好莱坞国际影坛，成就了《卧虎藏龙》4项奥斯卡大奖。中国武术的美学思想渗透到文学中，形成了独具中华文化风韵的武侠小说，令人啧啧称赞，深情感怀。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给大众带来一个“江湖”的意象世界，一个个豪放豁达、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意象”，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舒脱和慰藉。中国武术的美学思想渗透到教育领域，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实际上就是唤起武术积淀在人们心中的“报国意象”，提倡“仁、义、信、勇”的豪迈精神和担当道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多元文化背景下，这种民族精神尤应提倡。

  二、目的指向明确

  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核心在审美意象，意象的生成不依赖于人的外在标准，而内潜于一种体会，驰骋于某种想象，施展于某种回味，因而，对武术美蕴的体悟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具有很强的向外辐射渗透性，一方面是自身潜质对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个渐进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受外界因素的推动力，有一个加速化的过程，其主旨都是围绕生命的价值追寻和生命的和谐发展。

  上古神话英雄意象体现了先民们对于生命力的崇拜，对于神话英雄的勇武刚强、奋发进取、敢为天下先的牺牲精神的颂扬。古代武、舞、巫三位一体的互渗思想，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生命力的崇拜，对神灵的祈福，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古代武术的美学思想渗透到诗歌、文学中，平衡了古代文人对世俗的愤慨和因柔弱而无奈的悲凉心态，从而使武功高强、豁达豪迈、行侠仗义的“侠义意象”成就了“千古文人侠客梦”的理想寄予。元代，统治阶级民间禁武，武术渗透到当时最有特色的艺术形式——戏曲杂剧中。“武功，如筋斗、抢背、刀枪剑戟之类的功夫，在元杂剧中多为做战科、混战科。”[25]以曲艺为门面、武术为内容、舞台为阵地，融曲艺、武艺为一体，既丰富了曲艺的内容，又合法地保留和发展了武术，成为一定历史时期中国武术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存策略。

  近代武术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全面提升。正是在“强国强种”的驱力下渗透到救国救民的思想意识之中。提升了渗透力度，加速了渗透进程。如孙中山先生亲笔所题“尚武精神”，其目的明确指向就是通过倡导“武术精神”，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1925年，罗廷光在《国家主义与中国小学课程》一文中写道：“增加武术之内容，以养成尚武的精神和奋斗的气概。”[26]旨在通过加速向教育领域的精神渗透，全面弘扬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

  全球语境下，加速了武术美学思想向影视传媒、艺术舞台的渗透，旨在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发展。同时，全球化背景凸显了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在向世界范围渗透时，旨在对中华文化和谐价值观的全面释放。2004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出台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提倡“体育课要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中小学各学科教育要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内容。”由此，中国武术的教育价值已日益凸显，在政府的助力推动下，武术审美教育已然渗透到大、中、小学校领域。伴随着民族文化的日益复兴，中国武术审美文化必然将加速向其它领域的渗透化进程，使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和广泛传播。

  第四节  追求生命价值为核心的稳定性特征

  一、 德艺互补的人生观照

  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性”，“技击意象”始终贯注于武技审美文化之中。因此，无论是源于自然生命力的崇尚、人类生命力的炫耀而产生的原始武舞，还是渗透到军事、民间，成为驰骋疆场、保家卫国的工具乃至武术套路演练类贯注的“技击意象”、格斗类中“技击意象”的真实再现，都脱离不开武术的“技击性”。因而，武术“技击性”的生命价值追求成为中国武术审美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和稳定性文化要义。

  武术技击成就了“武德”，“武德”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习武之人的行为，同时也在思想上制约了技击的滥用，成为中国武术自身平衡的生存策略。“武德”是内在于武术审美文化意识层面的，虽然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内容嬗变，但其对人性的修养、对人文精神的诉求、对生命本然的追索的核心理念是不变的，因此，“武德”是推动中国武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武术审美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技击强化了攻击力，而武德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规范了技击，因而，技击与武德正如阴阳的两个方面，是矛盾的统一体，在一种动态平衡中推动武术的不断发展，成为维持中国武术的美学思想稳定性的核心思想。

  二、生命价值的永恒追索

  中国武术滥觞于原始先民的“求生”意欲，从而决定了其攻防技击的动作原型在远古时期是一种生死搏杀手段。同时，奠定了中国武术在伴随着“崇生”“重生”的华夏文明的绵延中以“求生”“救生”“保生”“养生”“和生”的生命价值追寻为核心理念。“生命即美”，生命又是永恒的，从而决定了中国武术在对生命价值追索中的永恒，形成了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核心稳定性。

  以目前普及最广泛的太极拳为例：宋明以来的三大哲学思潮可以说直接诱发了太极拳运动的形成和初步发展，而考究史料可知，明初“理学派”是北宋朱子学说的继承和阐发，“心学派”源于南宋陆象山的学说，“惟气论”则是张载思想的一脉相承。它们的本原都是“道”论，老子是其开山鼻祖。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可见，老子哲学是一种生命智慧之学，注重养生修练，强调性命双修，故此，从影响太极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太极拳的核心是围绕对生命的关怀而展开的。

  中国武术始终秉承对生命价值的不懈求索，追求那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生命意境，体悟“道”之生命本体，彰显了生命之美的意蕴，因而，正是对生命价值的永恒求索决定了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稳定性特征。（孙刚）

  注释：[1]   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2]   粟胜夫：《中国武术发展战略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3]   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第二版）》（中），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4页。

  [4]   邱丕相：《人类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未来武术》，见邱丕相：《中国武术文化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5]   邱丕相：《从科学和人文精神看武术的生存与发展》，见邱丕相：《中国武术文化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6]   于涛：《娱乐体育中快乐体育之本质内涵》《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7]   http://zqb.cyol.com/html/2013-09/02/nw.D110000zgqnb_20130902_3-10.htm。

  [8]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9]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

  [10]   《论语·卫灵公篇》

  [11]   《中庸》

  [12]  姚宗勋：《意拳——中国现代实战拳术》，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13]   朱立元：《美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4]   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15]   注：中国武术博物馆（上海体育学院）收集资料。

  [16]   （清）王廷相：《稚述》（上篇）。

  [17]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

  [18]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篇）。

  [19]   孙刚：《曲径通幽 体认生生——从“天人合一”的生命观论太极拳哲学思想》，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3年，第6页。

  [20]   朱成 关于武术性质问题的讨论[J]. 体育文丛.1957（5）：23

  [21]   应美凤：《木兰拳》，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22]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6页。

  [23]   张之江：《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见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书林书局1931年版，第9页。

  [24]   易剑东：《民国时期的尚武思潮与武术》《体育科研》1996年第4期。

  [25]  李少林：《中国艺术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6]   罗廷光：《国家主义与中国小学课程》，转引自：李印东：《武术释义——武术本质及功能价值体系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体育大学， 2006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