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铿锵玫瑰：踢球的女孩　看上去很美（图）

　　 

　　　　河南女足二队队员樊梦霏在训练头球。于春红摄

　　　　 

　　　　夕阳西下，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女子足球队在训练。郝群英摄（人民视觉）

　　时隔8年，中国女足重回世界8强。社会对女足的关注，重新沸腾。然而，根据过往的种种经历，除却给人惊喜的大赛之外，女足运动可能会被选择性遗忘，在寂寞清苦中挨过更长时光，但我们媒体仍要继续给予热情的关注。

　　新一届中国女足平均年龄不到24岁，刷新了中国队征战世界杯的年龄纪录，也是加拿大世界杯24强之“最年轻”。年轻意味着上升空间，意味着无限可能，却也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女足队员过早退役，一批大赛经验丰富的中生代球员在当打之年选择离开，才让年轻小将有了出头之日。远离世界中心的这8年，中国女足生存环境变差，人才流失、家底变薄。中国女足当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队员在球场安心踢球。

　　放眼世界，今日女足之格局早已不同以往，但中国女足仍在旧模式中踟蹰。女足要走出专业队的封闭体系，积极融入校园与社会，才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铿锵玫瑰”期待盛放，不能孤守于苗圃之中，必须扎下更为茂密的根系，在广阔天地间开枝散叶。

　　然而，面对前途与“钱途”的迷茫、功利与快乐的博弈、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女孩们凭什么爱足球？女足的普及，还要迈过哪些绕不过的坎？带着女足世界杯引发的关注与思考，我们走近奔跑在绿茵场上的女孩们。

　　　苦与乐的融合

　　“踢了这么多年的‘精神足球’，能留下来的都是‘真爱’”

　　7月1日，之前连续阴天多雨的郑州迎来久违的晴天。

　　蓝天白云，烈日当空。河南省体育中心的足球训练场上，地面温度达到36摄氏度。16时，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两支青年女足的训练比赛开打，由河南队迎战来访的陕西队。

　　场上热闹，场外冷清，女足姑娘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不过，今天的比赛倒是多了3位特殊的观众。来自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邱绍欣、张志英夫妇，抱着1岁的小女儿秋天，站在铁丝网外默默地注视着比赛。

　　虽是热身赛，但双方队员一丝不苟。突然，河南队7号邱思佳一记倒地铲球，化解了对方的进攻威胁。那一瞬间，张志英眉头一紧。看到7号迅速爬起继续比赛，她嘴角又透出一丝微笑。

　　“小宝的身体又硬实了。”张志英口中的“小宝”，就是正在场上踢球的大女儿邱思佳，今年16岁。在县实验小学上四年级时，小思佳“为了增强身体抵抗力”开始踢球，不想竟喜欢上了足球。后来要进入专业队时，张志英不太同意，“怕耽误孩子学习”，但夫妻俩最终没有拗过女儿。

　　夫妻俩这次来郑州主要是带秋天来看病的，“手术很成功，今天上午办的出院。正好有时间来看看小宝。”邱绍欣说，来之前，他还专门换上了女儿给自己买的那件红色T恤。

　　在他们眼中，踢球后的女儿不仅身体皮实多了，而且更懂事了，责任心强了。作为河南女足二队队员，邱思佳每月能领到训练补贴600元。“今年爸爸的生日跟父亲节挨着，我给他买了两件衣服。”

　　比赛结束后，疲惫的邱思佳一路小跑来到父母身边，逗逗刚睡醒的妹妹，跟妈妈说几句知心话。随后，目送着他们上车、远去，再返回宿舍换洗、去食堂吃饭，“我们不能随便到外面吃饭。”

　　每天早上的文化课之后，是上下午各两个多小时的一天两练，晚饭之后还有教练组织的训练研讨等活动，再算上写球队规定的训练日记的时间，留给邱思佳和队友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很少。然而，在这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她们并没有抱怨生活的枯燥，而是对自己的点滴进步感到欣喜，也对未来的球星之路充满期待——

　　“我是变得更独立了，不像以前那样娇气。她是变得更黑了，哈哈。”

　　“瞎说，你才更黑了呢。我觉得我更开朗了，以前在外人面前都不敢说话……”

　　河南女足二队现有队员29人，主要来自省内各地。让这帮可爱姑娘聚在一起的，是她们对足球那份朴素的热爱。也正因此，她们的家长，原本不支持踢球，也不得不“双手投降”。

　　同许多运动一样，女足队员也有属于她们自己的艰辛。河南女足的宿舍就在河南省体育中心主体育场一侧的看台楼上，那里还住着另外4支运动队的队员和教练。

　　风吹日晒下，黝黑的皮肤几乎是这些小姑娘的“标配”。作为后卫，王喆经常需要铲球，在河南省体育中心那块不算太平整的草皮上，这个技术动作没少在她的腿上制造伤疤。“该铲的时候必须铲啊，也顾不上想别的，就是伤别让家长看见就行。”

　　“你看另一个队长裴一梦，我们都是28岁，她的两条腿都受过大伤，现在腿一疼准是要下雨，比天气预报都准。”河南女足一队队长张瑛坦言，“踢了这么多年的‘精神足球’，能留下来的都是‘真爱’。”

　　由于没有赞助商，河南女足的工资待遇在全国偏低。目前，张瑛每月的收入不到3000元。队里的一些年轻队员，工资只有2300元左右。

　　“女孩子都爱美，2000多元的工资，买防晒霜和护肤品都不一定够。有时候想买件新衣服，看看价签心就凉了，还是穿运动服吧。”20岁的河南女足一队队员崔亚珍说。

　　冷与热的反差

　　“看球可以，让自己的女儿踢球不可以”

　　“平时待人要和气，球场上要霸气。”这是马丽娜常跟女儿贾钰润说的话。这位当初连越位都不懂的母亲，如今也对足球“门儿清”了。然而，她的叔叔至今仍然反对贾钰润踢足球。“叔叔是位画家，也从事教育，他觉得女孩子学画画、音乐之类的比较好。”

　　“钰润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一般，那时开始踢校园足球。上了初中后好像突然开窍，成绩排班里的前十名。河南女足二队的汪震旭教练认为她底子不错，会用脑子踢球，就希望她进入专业队。”马丽娜说，自己本来不同意，但女儿的那句话——“妈，我踢了这么多年，就想证明一下自己”，最终说服了她和丈夫。

　　为了离女儿更近些，马丽娜夫妇放弃了原来的安逸生活，将在郑州市上街区的茶馆盘了出去，到城区金水区的唐人街租了家店铺，专营普洱茶。“这里一个月租金7000多元，我们每天还要回上街住，开车单程一个多小时。”

　　“既然孩子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就全力支持。”马丽娜说，前些日子贾钰润的训练水平进入瓶颈期，一度萌生放弃的念头，“我把她‘想证明下自己’的话说给她听，告诉她不能因为挫折就退缩。”

　　因为女儿踢球，马丽娜看了今年女足世界杯中国队的所有比赛直播。同她一样，很多国人都看了中国女足的比赛，为她们重新崛起而欢呼。不过，很多人又同马丽娜不一样——“看球可以，让自己的女儿踢球不可以”。受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家长不希望女儿踢球。“现在社会普遍以白为美，有多少家长会任由女儿在烈日下拼抢足球？”

　　据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陆煜介绍，目前，全国注册的女足运动员，成年队有五六百人，各级队伍全部加起来不到4000人。

　　河南女足一队主教练门文峰曾带队到德国打热身赛，很是羡慕当地女足环境，“我们跟杜伊斯堡女足俱乐部打比赛时，场边坐满了球迷。而我们国内的一些比赛，有时观众只有几个人。”

　　“女足的关注度低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有时为小队员们买足球鞋，一些知名体育品牌都没有小号的。”河南省体育局球类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袁军说。但没有赞助的窘境，更让他头疼不已：“其实我们并不要求赞助费有多高，每年一队二队加起来有三五百万就够了，但女足毕竟社会影响力小，赞助商可能担心回报才选择望而却步。”

　　“现在孩子都比较娇惯，踢球又有后顾之忧，工资不高，吸引力低，自然会让选材面变窄。北京踢球的女孩越来越少，几乎都是从外地招来的。”中国女足“黄金一代”队员、现任北京市足协主席助理刘爱玲说。

　　“从江西把孩子们招过来，当时我就和家长说，我什么愿也不许，因为将来时间那么长，谁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也不愿忽悠谁，我只让你们放心一件事，就是我会把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女儿。”见到张冬平时，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周末，他正带着北京市朝阳区第一少儿业余体校的60个小女孩在朝阳体育中心练得热火朝天。

　　这些孩子们绝大部分是由张冬平两年半前从江西景德镇挑选而来，来到北京的时候，年龄最大的孩子也不过十二三岁。“家长和孩子们是一起过来的，一见这简陋钢板房的住宿条件，不少家长当时就要走。”张冬平说。

　　身为球队中唯一一名全职教练，年近花甲的张冬平，需要负责每一个孩子的各种大事小情，天天“压力山大”。夜里开车带队员去医院的事没少干，而有时队员受伤，“挂号、找专家很多时候都是靠个人关系。”

　　作为曾经带过男足的教练，张冬平不想谈自己现在的工资收入，“一说都是泪啊。”然而，深知女足难处的他，却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带到了队里，同吃同住同训练，“我觉得足球场上能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让张冬平感到欣慰的是，时隔8年，中国女足重回世界8强，社会对女足的关注，重新沸腾。在赞助商和组织者助推下，中国女足最高级别的女超联赛今年正式推出，赞助商的投入达到“千万级别以上”。

　　陆煜认为，现在是发展女足的好契机，只有更多女性参加到足球这项运动中，使得女足运动更加普及，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女足的社会关注度，使女足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然而，担心也不是没有。刘爱玲说：“1996年奥运会和1999年世界杯我们两次获得世界亚军，都曾有一段时间很受关注，关注女足的生存状况，关注女足后备力量，但都只持续了一阵子，之后还是没有什么大改变。现在女足重新热起来了，但也要保持冷静。”

　　前途与“钱途”的迷茫

　　“我们除了踢球啥都不会，今后还能干什么”

　　“给家里省钱，就相当于挣钱了。”王喆说。对于每个月几百元的补助，她跟队友们都觉得“够花了”。

　　“四五年前，我们也和现在二队的这些小队员一样，无忧无虑，也没有想过自己以后的事情。”20岁的蒋婷婷如今在河南女足一队效力，同其他队友一样，深受过低的待遇问题困扰。

　　获得体育局的正式运动员编制，被球员们俗称为“转正”。河南一队中，“转正”后的球员待遇稍好，但最好的也不过每月2300元的工资，外加最多800元的补助，且补助金额因人而异，未“转正”的一队队员每月仅有650元的工资。

　　女足教练们的待遇也不高。河南女足二队主教练汪震旭从事女足工作30多年，目前月工资不到5000元，“没办法，几十年，离不开了。”

　　与微薄的收入相比，更让姑娘们担忧的是将来的出路。“我们除了踢球啥都不会，今后还能干什么？”崔亚珍的疑惑，代表了全队姑娘们的担忧。一些女足队员的家长坦言，“足球毕竟是吃青春饭的，虽然当着孩子面我们也讲‘既然选择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但背后最担心的还是孩子未来的出路。”

　　退役后到河南省足协工作的秦丽娟，曾是河南女足的优秀队员，2000年曾入选国家队，后因伤退出。“我以前的队友如今做什么的都有，干保险的，卖彩票的，做健身教练的……”

　　对于年龄大一点的姑娘们来说，感到迷茫的不只是未来的工作。目前河南女足一队中，还没人有男朋友。“不是球队不让谈恋爱，而是谁会喜欢我们这些女汉子、大粗腿呢？”“而且我们是半封闭管理，哪有时间搞对象啊，总不能每天都对着手机说‘我爱你’吧。”

　　“我现在最拿不准的，就是队员们的思想。有人可能昨天训练还好好的，今天就说不踢了。”门文峰说，上届全运会结束后，河南女足一队二队合并，最多时达到38人，现在只剩下29人，“有些正处于当打之年的好球员也不踢了，很可惜。”

　　对此，曾担任女足国青队主教练，现为陕西女足青年队主教练的高荣明表示认同，“我们很多优秀球员在二十六七岁的女足黄金年龄就选择退役了。人家呢？美国队的瓦姆巴赫35岁，日本队的泽穗希37了，都还在踢。”

　　高荣明认为，青年队的队员都很努力，除了想踢出好成绩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拿下国家一级运动员。“按照目前政策，成为一级运动员，相当于一条腿迈进大学门槛。不过，大学毕业后还能坚持踢球的就很少了，比例可能也就10%。”

　　几位接受采访的河南女足一队队员并不讳言，自己虽是河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但平常多是训练，文化水平有限，就业面窄。20岁的张喆对此深有体会，不久前，尚未“转正”的她为了追求更好发展而离开了河南队，但步入社会之后发现，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远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现实的残酷外加球队给予“转正”机会等许诺，她最终又选择了归队。

　　“听说我们的工资水平，很多朋友都不相信。也有已经不踢的队友来劝：随便打份工都比我们踢球挣钱多啊，反正早晚都要重新进入社会，不如趁年轻早点开始。”崔亚珍心生纠结。

　　“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踢球很单纯，就是踢好球，以后国家管分配，不会太为未来发愁。现在体制变了，女足队员踢到最后看不到出路，环境在变，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刘爱玲说。

　　功利与快乐的博弈

　　“为什么让孩子学钢琴就得成为钢琴家、踢球就要成为球星”

　　张冬平教练带的60名女孩中，只有两人有北京户口，一个是他女儿张萱，另一个是11岁的孙静怡。

　　在日坛小学上五年级的孙静怡速度快、有灵气，颇受张冬平赏识。不过，孙静怡的父亲孙杰还在为女儿的未来而举棋不定，“虽然我一直尊重孩子的兴趣和选择，但我也从媒体上了解现在的女足队员境况并不理想，我也不能牺牲孩子将来的幸福。”

　　上学还是踢球，这个问题困扰着无数孩子和家长。在孙杰看来，这本不该是一道单选题。“在美国、欧洲等女足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除了少数走职业道路，大部分球员，包括一些国家队选手，都是一边上学、工作，一边比赛；而在国内，如果选择了踢球，好像就只能一路踢下去，没有回头路。”

　　本届世界杯上，加拿大队的艾米丽和塞莱尼亚，平时的职业是在温哥华街头卖甜品。“这要在国内，会不会作为女足姑娘生活凄惨的事例大肆渲染？”一位跑足球的资深体育记者感慨，踢球、工作、学习本该并行不悖，而非相互排斥，踢球不是生活的全部。

　　因为女儿是马丽娜一手带大的，有啥事也总爱跟自己交流。有一次，母女俩聊到了今后的出路问题。马丽娜告诉女儿其实有很多选择，可以做裁判，当教练，当老师，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去做个体育记者，“路还是有的，但关键是要你自己走。”

　　对于自己带的60个孩子，张冬平坦言，她们当中能踢出来的不会太多，“她们都是十几岁开始踢球，有点晚。”所以，平时训练时，张冬平有意识地培养她们教小孩踢球，以便将来能做教练。

　　7月4日，星期六，北京朝阳区的路先生带8岁的儿子参加北京韦斯卡足球俱乐部的足球训练课，教练就是张冬平。看着儿子跟一位大姐姐一对一训练的样子，路先生不时点头微笑。“听说北京以后小升初要考足球，儿子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班。”

　　“如果孩子真心喜欢足球，会不会让他长大踢球？”路先生坦言不会，“练球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可能将来上学用得上。”

　　“现在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功利主义的色彩过浓。”张冬平说，为什么让孩子学钢琴就得成为钢琴家、踢球就要成为球星？为什么不能为了快乐踢球？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国内女足球员中，也有转型成功的例子。原女足国脚白莉莉，因伤退役后发奋学英语，后来帮亚足联、中国足协一些专业的足球讲师做翻译。黄璐娜、季婷等几位女足国脚退役后，在上海市静安路上开起了火锅店，营业一年多在足球圈内小有名气。

　　不过，像白莉莉这样成功的例子还不多，很多女足队员不踢球后的境遇还不太理想，这也不能怪球员。长期以来，国内的专业化训练体制，更重视“体”而非“育”，很多运动员的文化水平不高。崔亚珍说，自己也考虑过退役后去当名教练或学校体育老师，但一想到还要考从业资格证，又不免心里犯怵。

　　一次为漯河某学校的足球教师培训的经历，给汪震旭留下深刻印象。“那所学校的校园足球在全市都算开展得很好的，但足球老师基本是‘门外汉’，我的队员们去当老师完全没有问题。”在汪震旭看来，校园足球教练缺口大、专业队员出路难寻，这其中的壁垒若能打破，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推动足球运动的发展，2009年起开展的校园足球贡献颇大。曾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陆煜表示，“目前校园足球亟须高水平的教练员，我觉得给爱好足球的青少年当教练，女孩特别适合。对有专长的运动员在考取资格证方面是否可以给予一定政策，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有专业人士认为，竞技体育本身就风险大，成功者属于极少数，必须兼具天赋和后天努力。踢球的目的，主要应是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而不是成为球星，踢进国家队、捧起世界杯奖杯。

　　待遇、未来，在这个夏天都暂被搁置一边了，眼下，贾钰润们最念兹在兹的，就是世界杯了——

　　中国队角球，球到后点，李冬娜停球，横敲，王珊珊不等球落地，凌空推射远角破门！“好球！”凭借此球，中国队淘汰喀麦隆，8年后再次杀进世界杯8强！守在电视机前的贾钰润和身边的小伙伴们兴奋地跳了起来。“下次，咱们也试试这样的角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