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对的教育”，也要做“强的教育”

　　【思想汇】

　　作者：罗志敏（郑州大学学科特聘教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必将深刻影响“教育之变”。行业特色高校作为深受国际国内局势影响的一类高校，面向新发展格局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已进入再突破、再出发的新阶段，需要始终围绕影响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去思考、去推动，使自身在与行业的双向赋能中具有服务行业、引领行业的水平和能力，并最终成为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大变局深刻影响行业特色高校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哪一类高校的命运比行业特色高校更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一大批按行业培养航空、地质、矿业、石油、钢铁等专才的高校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地、矿、油为代表的能源行业的变迁，以及中央确定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使行业特色高校卷入一场或坚守、或出走、或转型、或被划转到地方的大潮中。进入新世纪后，当市场变化、社会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等因素叠加在一起，许多行业特色高校为了吸引生源、获取更多资源，纷纷改旗易帜，一些学校甚至从校名上已经看不出原行业的影子。

　　如今，行业特色高校又处在一个生存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势必深刻影响“教育之变”。站在这一大的视野中看行业特色高校，有两个突出的“变”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一是受国际形势变化影响，国家的产业政策变了。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下，我国确立的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将是未来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战略方向。这势必加速推进国内相关产业转型升级、转换或重塑之路，而这又必然需要大力发展行业经济，以从供给端入手扩大和创造新的内需。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高精尖技术被“卡脖子”的现实压力，势必使国家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航空发动机等与世界差距大的产业，同时也要发展高档数控机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差距较大的产业。此外，2020年突发并在全球肆虐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将促进医疗、健康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二是高校在高教圈内的生存态势变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9年达到51.6%，从而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意味着过去20年来通过扩招释放的生源红利已基本消失，大多数高校将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这一供需角色互换预示着高校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生源紧张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在扶持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上已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这一态势以及疫情后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政策趋向，势必又会使高校与高校之间围绕生源、办学经费的强竞争在所难免。

　　上述变化交织在一起，对行业特色高校的影响直接而深刻。可以预见的是，行业高校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更回不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由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庇护的日子。今后，行业特色高校必将与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一起，走向一个大洗牌、大改变、大发展的时代。

　　2.行业高校必须准确识变、主动求变

　　行业特色高校必须准确识变、主动求变，才能以变应变、有所改变。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做对的教育”的定力，同时还要有“做强的教育”的使命。

　　谈到做对的教育，就是把握正确方向，守住能匹配行业需求的阵地，避免同质化。行业特色高校要思考如何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布局未来发展，给自己一个理性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蓝图，同时思考自己在什么领域、什么层次上才能获得比较优势，是突出“高精尖缺”的产业科技导向？还是重在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应用导向？如果是前者，就要重在凝练学科研究方向，以重大科技项目为牵引，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协同攻关，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能站在行业科技前沿的基础科研人才和工程科技领军人才；如果是后者，就要重在立足地方，构建适应行业转型、与地方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培养大批“扎得下根、吃得了苦、干得成事”的专门技术人才。

　　至于做强的教育，就是敢于迎面仰攻，冲上能引领行业发展的高地，避免内卷化。为此行业特色高校要在整体提升的基础上集中建设、强化特色，从平原到高原再到高地，最终实现由行业特色高校到产教融通型高校或者学科特色型高校转型。做到这一点，就要围绕产业部署学科，再围绕学科完善专业、课程和教学，形成学科、人才培养与产业的深度捆绑和融合。具体来说，就是行业特色高校要进一步提升主干学科优势，强化此类学科的集聚协同效应，打造一个或几个特色鲜明、服务行业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学科群，同时催生新的学科生长点。比如，医学行业类院校，就要推进医、工、理、文的相互融通，发展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信息医学等医学新学科。

　　3.向外发力突破体制束缚，向内改革激发制度活力

　　行业特色高校要做对的教育和强的教育，就要实现双方或多方的共建，实现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只有这样，专业群—学科群—产业群才能精准对接，知识链—创新链—产业链才能有效转化。但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共建还是融合都普遍存在力度不够、深度不足、范围不广的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行业特色高校发展与当地发展以及行业需求脱节，同时造成学校办学经费紧张，学生就业困难等问题。而在校内，所谓的优势学科未能形成引领效应，支撑学科也未能发挥其补充效应，新增学科发展缓慢。究其原因，就在于行业特色高校难以突破长久形成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制度惯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多壁垒。为此，行业高校特色实现真共建、真融合，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国家的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即向外发力突破体制束缚，向内改革激发制度活力。

　　向外突破体制，主要解决的是多方共建问题。行业特色高校与其他高校、地方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之所以难以形成合力，建成真正的大学科、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费投入、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利益分配等体制性问题难以解决。2017年以来，以政府“放管服”为基调的系列政策相继推出，赋予高校更多掌握自身命运的空间。高校只要愿意尝试，改变等、靠、要的心态，主动联系政府、服务地方，并真正把行业当成客户，寻找、培育和加固己方与他方的利益交汇点，共建的空间就会很大，共建的模式和方式也会很多。同时，体制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互动、摸索和渐进的过程，高校不能等到体制问题完全解决了再来提共建，而要通过共建取得的创新成果自下而上地去推动体制改革。

　　向内突破制度，主要解决的是学科融合问题。过去片面的评价模式以及相应的资源分配方式，决定了只专注于专和精的行业特色高校很难出头。当前国家推动的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以破“五唯”为着力点，以实绩实效为考察点，改变以往重规模轻质量、重研究轻转化的评价导向。这一政策需要行业特色高校走出舒适区，抓住这次契机，敢于突破常规，推动改革。一是以学科群（大学科）而不是以单一学科或学院为中心，采取灵活的人事制度和“学校—学科”两级治理模式，力求使群内学科及人员做到真交叉、真合作、真交流；二是改革学校的人员编制、岗位设置、职称评定、薪酬待遇等相关制度，让老师不受论文、奖项的羁绊，轻装上阵，从国家、地方和行业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把课题和论文不仅做在实验室里，也同时做在行业企业的第一线。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