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有组织科研”要用好“三把钥匙”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影响并决定着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格局。高校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和主阵地，传统大学以院系和学科为单位组织科学研究的知识生产模式，主要是为了实现自由探索和基础研究的基本职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推进，学科之间、科学与产业之间呈现日益交叉融合趋势，重大科学规律的发现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更加依赖于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组织合作。基于高校知识创新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为了适应新发展格局下的科学知识生产模式和技术创新规律，高校需要在现有科研管理体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有组织科研。

  “有组织科研”：高校科研组织模式的变革方向

  “有组织科研”要求高校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成体系建制化模式组织科技创新活动，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研发攻关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这一过程往往需要高校与政府、企业及科研机构等外部组织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形成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为了组建跨部门多学科交叉科研团队，促进产学研合作等外部功能与大学本职工作实现有机融合，高校还需进行内部组织机构变革及制度完善，例如管理和运行国家实验室，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技术转移办公室，完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等。

  “有组织科研”的优势在于通过布局建设大平台，在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领域凝聚资源，形成科研集群力量长时间持续攻关，高校能够借助深度参与国家战略性科技工程项目的重要机遇，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形成合作双赢的良性循环。这一科研组织模式出现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程中，例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承担了登月太空飞船的设计组装任务，并受国家航空航天局委托，管理其负责开发和探测无人空间的分支机构——喷气推进实验室。在此后数十年中，该校持续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组织的伽利略木星探测任务、火星漫步任务等多项太空探索项目。通过有组织科研与外部机构合作，共同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工程发展，加州理工学院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和突破性研究成果，物理学、化学、航空学等学科专业也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现存问题：攻坚克难的创新合力尚难汇聚

  近年来，我国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科研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了显著提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研究成果持续涌现，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形成了层次清晰、布局合理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但是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领域，高校院所尚未形成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基础科学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升级和区域创新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有限，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有待提升。科技创新活动有组织体系化布局不足的问题，影响了我国高校进一步发挥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潜力。

  在科研组织模式上，学科导向的科研组织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我国高校学科体系的全面发展，在组织基础性、前瞻性、探索性科学研究方面产出了一系列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然而，当今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社会面临深刻变化和复杂外部环境挑战，学科导向的松散型科研组织模式，使高校在应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国家战略性重大问题时，难以集聚科技资源形成攻坚克难的创新合力。学科导向的科研组织模式下形成的成果评价体制，无法充分反映大多数研究成果的水平和价值，也难以客观衡量团队成员的实际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学者参与团队科研的积极性。学科导向的科学研究容易演变成论文导向的科学研究，这体现在部分科研人员为了论文和“帽子”，选择能够较快产出大量成果的研究方向，而放弃具有原创性潜力但需要长期投入的研究领域。

  科研服务机构方面，经过多年发展与积累，我国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的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服务平台的数量快速增加，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但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仍然存在组织规模较小、市场信息流通不畅、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紧缺等问题，影响了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以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为例，部分高校院所受编制数量限制，没有配备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人员，仅由学校科研处代为处理科技成果转化事宜，降低了与区域政府和企业部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3554家高校院所中，填报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人员数量的单位仅占48.1%，反映了我国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环节普遍缺乏专业的技术转移人才。

  “三把钥匙”：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之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新发展阶段下，我国高校应在持续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础上，以更好服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紧迫需求为目标，加快变革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进一步加强有组织科研。

  一是改革科研组织模式，加强有组织科研。高校要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和关键科技领域的研发需求，统筹制定学校整体发展目标和科技创新等专项规划；以自身学科优势为基础选择有组织科研的主攻方向，强化与国家实验室、新型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的协同创新与合作攻关，主动构建多学科科研团队，从跨学科、跨行业视角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提供系统性科技解决方案，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性基础技术研发；通过学科建设深化高校科研创新工作的内涵，加强基础学科的投入支持力度，根据区域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打造优势学科集群，鼓励各类高校突破现有学科思维约束，结合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应用探索建立新兴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开展从基础到应用的贯通式研究。

  二是完善科研机构设置，促进有组织科研。高校需要在学校发展规划和办学理念的指导之下，设立具备一定决策自主权和市场判断力的专业化产学研管理合作机构，负责帮助和引导校内教师以公益性为目标发掘各类研究成果的潜在应用价值，并配备高水平、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员团队，提高技术发明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高校应根据学科优势特色和所在区域的重点产业布局，积极参与建设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集聚优质科研资源，为行业企业提供高质量源头技术供给，提升我国重点产业领域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完善校内新型智库的组织机构设置，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需求，提供前瞻性、战略性、操作性的咨政建言和理论创新研究成果。

  三是强化体制机制保障，鼓励有组织科研。加快建立以创新成果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科研绩效评价制度，适当延长基础科研和理论研究的考核周期，对于校内研究人员参与跨学科、跨机构、跨领域科研所产生的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应当形成相应的认定兑换机制，完善智库成果和学术成果、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研项目分类评价办法；高校教职人员管理体制应考虑跨界创新型人才的就业和流动规律，以具备兼容性的多元化聘任路径广泛吸纳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实践型人才从事科研交流工作，探索建立专业技术转移人才的薪酬定级和职位晋升制度；建立高校师生创新创业基金和上市融资帮扶机制，为具有商业潜力的高校科研成果走向市场化提供便捷普惠的金融服务。

  （作者：薛新龙，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