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兆安‖我的老师郑承阳

  遇见一个好老师，不仅会点燃你心中的梦想，还会持久地影响和激励你不惧挑战，书写出别样的人生！——题记

  再过三年，我们这批就读于掖县（今莱州市）西由中学的同学，将迎来毕业50周年的纪念日。在自愿发起开展的“追忆母校印记”活动中，同学们提议让我写一写语文老师郑承阳，我慨然应许。20世纪70年代，在那终生难忘的两年高中学习期间，是郑老师坚定地鼓励和教导我走上新闻之路，我的心中一直有个夙愿，想要表达对最崇敬的老师的这份感恩之情。

  枫叶正红相思浓。带着对郑老师的一片敬意和想念，2023年十一月初，我从烟台赶赴莱州，叩开了老师的家门。身板挺直、笑容满面的郑老师，上前拉住我的手：“兆安，赶快坐下喝杯水。”和煦的阳光洒满了宽敞明亮的客厅，令人感到特别的温暖和恬静。郑老师端起了一只特大号的水杯，兴致勃勃地与我畅谈起来。他虽已是82岁高龄，银发闪闪，但目光炯炯，交谈时声音优雅而洪亮，思路清晰而有逻辑，在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里，竟然毫无倦意。聆听郑老师一段段充满激情的话语、一件件刻骨铭心的往事，一位饱经沧桑、为人师表、敢于执言、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好老师的崇高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再次高大和丰满起来。

  忍辱负重，一片痴心

  人的一生往往容易受到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而衍生出变幻莫测的不同境遇。

  我于1975年初升入西由中学，在当地算是最高学府了。我们七五级共有4个班、200余名同学，是由全公社28个行政村的贫下中农推荐上来的。由于当时适逢“文革”后期，加之贫下中农进校参加校务管理，正常的教学秩序一度被打乱。我们仅仅系统学习了一年的高中基础知识，第二年暑期回校后，即1976年6月，学校正式宣布“开门办学”，取消了原先的班级设置，重新划分了半年学制的通讯与农化班、机电与数学班，实行自愿报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教改”，许多同学都蒙了，一时转不过弯来。之前大哥曾点拨我将来社会上会需要“笔杆子”，所以看到有通讯班，正中下怀，再加上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毅然选择了通讯班。实际上在当时迷茫的社会环境下，老师们也很苦闷，不得不经历着转型的剧痛，过去正常的高中课程设置和教研活动戛然而止，全部需要按照新课程“另起炉灶”。这无疑给教师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当时为啥这样做？是上级倡导和大环境影响造成的，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 回眸这段很不正常的“教改”经历，郑老师激动地说。当时，郑老师也想不通，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通讯班的教学任务。之前，他负责七五级二班、四班的语文教学，通过启发式的授课，引导大家踊跃发言，备受学生们的喜爱。

  一切从零开始。“我当时也是懵懵懂懂的，我学的是历史，在大学里从没接触过新闻专业方面的知识，多亏我到济南哥哥家看到了一本专门介绍新闻的书籍，回来后昼夜恶补，这才算是勉强过了关。”说到这里，郑老师如释重负。正如他一生坚守的教学原则：自己弄不明白的知识，从不上台讲，不能误导学生。针对通讯报道专业的特殊性，为加深同学们对新知识的熟悉了解和驾驭，郑老师每天都要浏览党报上刊发的稿件，然后筛选出一篇篇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教学案例，加以归纳评析，然后刻成蜡纸油印出来，分发给每个学生在课堂上学习。选编这种比较原始的“土教材”，费时费力，又累又脏，但郑老师从不嫌弃，总是乐此不疲地坚持去做。我现在仍然珍存着当年郑老师倾注心血的部分“杰作”，其中有一篇介绍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于德的写作经验材料，虽然已经泛黄，有些字也模糊不清了，但每当我触摸这些宝贵的资料时，脑海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郑老师在微弱的灯光下，趴在简陋的办公桌上，一笔一画地在蜡纸上不停地刻着……

  当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读书无用论”的阴霾笼罩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老师们一度被贬为“臭老九”，其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的俗语甚嚣尘上。在西由中学，教师的工资福利与工勤人员一律拉平，没有任何差别。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学校里常规的教学考试也被取消了。记得有一次教我们通讯班的徐振堂老师，在讲完一个单元的课程后，为了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徐老师在黑板上刚刚写了“考试”二字，下面就有一个同学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徐老师现在还允许考试吗？”听到这一声质问，徐老师猛地愣了一下，悻悻地转过身，极不情愿地把考试二字慢慢地擦掉了，一下、两下……许久，徐老师才回过身。这一幕不仅深深地刺伤了老师的自尊心，也一直成为我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至今想起仍然唏嘘不已。就是在这样欲罢不忍、欲教又不能的“混日子年代”，郑老师仍忍辱负重，一片痴心，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通讯班的教学和实践活动上。一次课后，郑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叮咛道：“邓兆安，你要想真正学好新闻报道，不能光靠书本上的知识，必须带头走出校门，到社会上的大课堂去实践锻炼。”郑老师的这番话令人醍醐灌顶，一下子激发起了我写作的动力和目标。打那之后，凡是有自习课和节假日，我就招呼王焕庆同学一起到后吕、光明、新合和天王庙等村庄去采访。由于我们当时年龄尚小，显得稚嫩，对方开始不愿接待。郑老师得知后努力给我们争取到了学校的介绍信，从此外出采访一路畅通。学校周边的供销社、基建队、农具厂、拖拉机站和兽医站等社办单位，以及热火朝天的西北洼工地上都留下了我们这些“土记者”一行行的脚印。

  回望这段历程，郑老师赞赏地说，“兆安，你特别泼辣，没有钻不进去的地方，哪里有新闻你总能想法抠搜出来，媒体采用的稿子就数你最多。这还要感谢我山大的同学张宝堂，他当时特别给力”。为了鼓励同学们写作的热情，郑老师接任通讯班后，立即给他在掖县广播站任编辑的老同学打电话，请求在发稿上多给予支持。在指导写作上，郑老师要求我们注意关心时事政治和社会生活，尤其是发生在身边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人和事。每天早上我都留意收听校园里大喇叭广播的新闻节目，还厚着脸皮跑到附近的公社办公室去看各类报纸，悉心研究新闻作品。当时，我们每采写好一篇稿子，都先交给郑老师修改把关，每篇稿子起码要加工两三遍，甚至四五遍，从选题到标题，从导语到结构，从每个字词到句段，郑老师都不厌其烦，精心推敲。一摞摞批改的稿件，折射出郑老师背后所付出的无数心血和汗水，他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到了晚上脑袋经常像开了锅似的睡不好，长期受到失眠的困扰，但他依然坚守，当积累了一批稿件后他就负责寄发到各级媒体，从未间断。也正是由于他的坚持，为我们争取到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被发表的机会。其中我撰写的《西由卫生院面向农村办院》的稿件被《烟台日报》率先刊登后，郑老师两眼放光，举着报纸啧啧称赞，在他心里，这一刻他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也正是这篇“处女作”，激发我更加爱上了新闻报道，也鼓舞了全班同学对上发稿的积极性。

  郑老师在给我改写稿子时经常嘱咐说，“新闻宣传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一旦出现问题无法弥补啊。”郑老师这些发自肺腑的教诲和苛刻认真的工作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伴随我40余年的新闻生涯，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始终铭记在心，未敢忘却，也始终激励着我勇毅前行，先后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和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并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我们七五级还涌现出了一批很有作为的“笔杆子”，如迟文君、徐永耀、王焕庆、原金石、王学雷、陈志刚、孙岩、张洪春、盛作江、于光等同学都得益于郑老师的悉心教导，后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或成为行家里手，有的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佳作连连。当我把自己40年的新闻专著敬献给郑老师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连祝贺。

  跌宕起伏  历经磨难

  郑老师在西由中学任教之前的情况，当时对我们学生来说都是一无所知，仅从他渊博的学识和戴着的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里，大致猜想郑老师应该是一位名校毕业的高材生。直至此次探望，才揭开了郑老师这段不为人知而又充满坎坷与磨难的经历。

  郑老师于1942年出生于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竹圆村，这是一个深处大山的贫困村。父亲长期在外工作，仅靠在家务农的母亲一人拉扯6个孩子，生活异常艰辛。排行最后的郑老师，从小就体质瘦弱，但他聪慧好学，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63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录取，成为该村历史上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成为全家人乃至全村人的骄傲。

  进入大学后，在知识的殿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很快脱颖而出。在三年学期的五次大考中，他是班里唯一获得全优的学生，那时他十分憧憬将来做一名高校老师或从事文史哲研究的专员。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郑老师本来五年的学习期仅进行了三年便中断。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空荡荡的教室，郑老师那颗无助而又好学的心碎了……回忆这段令人心酸、不堪回首的往事，郑老师不知不觉地叹息着，深思着。课不能上了，郑老师就像个“独行侠”，从早到晚，一直泡在校图书馆里，他始终坚信知识总会有用的。后来图书馆也被关门了，他仍不罢休，就流动在教室、宿舍、阅览室和期刊室里自学。但是，由于缺乏导师的正确指导，所学的知识始终不够深入和扎实，当初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这对他来说是终生的憾事。

  1968年12月，在寒潮袭来之时，郑老师终于拿到了晚发半年的大学毕业证书。证书落款上写着“山东鲁迅大学”。原来山东大学于1967年4月曾改为“山东鲁迅大学”，直至1970年7月才恢复“山东大学”，这也是那个时代所留下的特殊印记。

  正当大家满怀希望等待毕业分配时，却接到了“从旧学校毕业出来的大学生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号令，郑老师带着心中的纠结，与10多名同学挥手告别山大，背起行囊一同踏上了开往黑龙江的列车。

  “咣当、咣当……”历经三天三夜的旅途劳顿，终于到达了被称为北大荒的23军嫩江农场，这里幅员辽阔，人迹罕至，气温最低达零下47度，寒冷季节达半年之久。同学们除面临恶劣的天气环境和极度艰苦的劳动条件外，头上还顶着不被信任的大帽子，时常遭受被歧视被辱骂的不公正待遇。郑老师至今记得，刚到农场总部培训时，有的教员竟然当众羞辱道：“不指望你们这些大学生能够做出多大的贡献，只要在社会上不犯罪就行了。”可见当时社会上对所谓从“旧学校”走出来的大学生有多么大的偏见和伤害。

  面对种种不利的环境，郑老师并没有消沉，也没有怨天尤人，既然时代把他推到了这个地方，他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去适应，去奋斗。后来下到分场，经过与年龄相仿的战士们一段时间的摸爬滚打，郑老师逐渐打开了心结，主动融入到农场大家庭里。从各类农作物的种植、管理、收获到耕翻土地的各个环节，他都虚心学习，积极适应，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先后被分场推荐开拖拉机、做炊事员，受到官兵的一致好评。在做炊事员期间，他主动提议并亲自动手为大家做出了口味极佳的豆腐，大大改善了连队的伙食。他还主动请缨到远离分场的偏僻地区，与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耕翻土地。去一次就待半个月到二十余天，这里昼夜温差大，水质差，蚊蝇多，野狼野猪经常骚扰，每个人都要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繁重劳动。难以想象的是郑老师这个文弱书生，竟然在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里熬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最后被分场评为劳动锻炼最优者。面对这段“发配”经历，郑老师感慨地说：“它锤炼了我的意志品质和抗压能力，是人生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人只有在低谷和逆境中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才能更加坚强，更加从容，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

  特殊年代，人们往往会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当我问询郑老师是如何爱上了教师这一职业时，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我们这批同学是被当成‘废品’处理的，一鞭子都赶到了教育口，我便被分到了哈尔滨市的呼兰区长安公社。”1970年3月，迎着刺骨的寒风和厚厚的积雪，郑老师来到了环境艰苦的长安公社报到，接着把他和另一名同学一起安排到了更加偏僻落后的曾家村小学。这里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之差超出人们的想象，教室、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用本地的碱土泥和高粱秸垒成的，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的密封性和安全性都很差，赶上雨季，室外风雨交加，室内四处漏水，学生无法正常上课。一次晚上下起暴雨，郑老师一人住在学校，宿舍里的积水一度涨到了半米多，房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提起此事郑老师至今都有些后怕，“假如当时房子倒了把我砸进去，也无人知晓”。在该村任教还面临伙食生活的极大困扰，由于远离集镇，外出采购一次面粉或蔬菜，来回需跑60多里地，个把月才能吃上一次鲜菜……最后学校仅剩下他一个外地人，在最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校长劝告郑老师赶快离开，并找了一辆马车把他直接送到了长安中学。

  由于该中学师资严重匮乏，郑老师一人挑起了语文、数学、政治、生物和外语五门课程的重担，被戏称为“全能”教师，其教学量可想而知。但最大的烦恼是每日放学之后，他孤身一人，百无聊赖，当时学校的阅览室经过一次次政治“鉴定”，统统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几乎没什么可看的书籍，有限的几份报纸每天也都被郑老师阅遍了每个字。一次，他偶然发现了一本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先生编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书籍，如获至宝，只要有时间他就打开潜心地研究学习，为以后的教学储备了新的知识。一本好书犹如一缕阳光，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温暖了一颗孤独的心。

  1972年6月，组织上为解决郑老师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把他正式调入了夫人所在乡镇的掖县西由红专学校任教（1974年该校与西由中学分家），从而结束了4年“闯关东”的难忘历程。

  枯木逢春   桃李天下

  在与郑老师的坦诚交流中，他多次神情平和地说道：“总结我30余年教学生涯，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的话，那就是在第六中学和市教研室，那是我一生中能够甩开膀子大干的最好时期。”

  1977年12月，高考制度恢复，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第二年，掖县教育部门果断决定在全市三所中学试办重点班，一批优秀教师纷纷走上心仪的工作岗位。作为山大历史系高材生，郑老师被选拔到了离家二十多里地的第六中学任教历史，充分发挥他的专业特长。在这里他扬眉吐气，豪情满怀，多年的压抑全部释放了出来，教学工作一骑绝尘。不久，他面临一次新机遇的考验。1978年下半年，由于郑老师成绩优异，县教研室下达了调他当教研员的调令。对这求之不得的好事，许多同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可他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和动摇，最后竟以“舍不得离开讲台和孩子”为由而坚持留了下来。开始他负责七九级的历史课教学，后又兼任文科班的班主任。他尽职尽责，因人施教，采用个性化且富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我的堂弟邓兆文曾在该校七九级文科班学习，由于贪玩和上课时经常偷偷地看小说，一度文化课成绩很差。郑老师不仅没有嫌弃，而且多次找他谈心，并利用业余时间给他理发，对他触动很大，学习成绩迅速回升，当年高考金榜题名。他感激涕零地说：“如果当时没有郑老师的循循善诱，我们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1984年，对于郑老师来说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和难忘的年份。年初他被提拔为教导主任，接着他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校主要领导作为入党介绍人。在庄严的入党仪式上，他禁不住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

  1960年郑老师升入高中后就向党组织写了申请书，1964年在山东大学他又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但均因社会关系有问题而被挡在了门外。在长达24年的苦苦等待中，他始终坚持对共产党的向往与追求，默默地以实际行动向先进党员看齐，无论环境多艰难、生活多困苦，都不曾放弃这一信念。这次入党，不但圆了他的梦，也进一步激发和温暖了郑老师对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上任教导主任之后，面对日益增多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教鞭，每天仍然坚持站在台上津津有味地讲授历史，课后还经常主动与学生探讨人生规划。他毫不掩饰地说：“最纯粹、最快乐、最舒心的日子还是当教师。当同学们一眼不眨地看着你，八成的讲课效果往往能达到十二成。”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坚守不辍，甘为人梯，这便是我们郑老师的本色。

  正由于郑老师长期在一线教学，所以对师生和家长们的所思所想了如指掌。为了整体提升第六中学的教学质量，他经常请教各学科组长，并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在高三总复习时，大胆地提出了“面向中等生、狠抓中档题”的教学方针，使更多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后来居上。在他主管的八三级和八六级应届文科班中率先“试水”后，6个学科的高考成绩均跃居莱州市第一。理科较以往也有很大提高，有的学科甚至比招收一类生的学校考得都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六中学也由此声名大振。

  “我干教导主任那几年，你师母在农村老家遭罪了。”郑老师话锋一转，十分愧疚地对老伴说。师母吴老师，是原西由镇吴家村的民办教师，1984年实行分田到户后，家里一下子分了三亩多地。吴老师除正常任教外，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等处理完教学上的事情再赶到地里时，往往天已经黑了下来。有一次赶上半夜12点灌溉玉米地，野外漆黑一片，大风吹得庄稼沙沙作响，她虽然心里很害怕，但仍要壮着胆子钻到二米多高的玉米地里，手里拖着一根长长的水管，一行一行地浇灌到天明，衣服未来得及换下又疲惫不堪地赶到学校……聊起这些种田的经历， 我打趣地问吴老师，“您当时没有后悔嫁给郑老师吗？”“从没后悔。我当初看中您郑老师，就是喜欢他是个大学生，喜欢他的才气他的为人。他调入六中后工作更忙了，哪有时间照顾这个家？”相濡以沫五十载，师母不仅是郑老师事业与生活上的坚强伴侣，她也因教学成绩突出而获得“烟台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机遇总是垂青有志向、有作为的人。郑老师在第六中学探索成功的“两中”教学经验，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认可。1990年6月，他被组织上提拔为莱州市教研室主任，使他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更大的抱负。面对全市教师业务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他全面引入启发式、体验式、互动式的高水平教学。组织教研员根据不同阶段学科教学的目标任务，挑选出该学科全市最优秀的教师，经过充分准备和试讲拿出第一稿的示范课，然后教研员靠上去指导，先在该校多番修改研讨，大家觉得近乎完美了，再集中全市同一学科老师听示范课，大家一齐“把脉”，共同碰撞……这节课就成为了一个阶段的“样板工程”。这样反复研磨推出的示范课，对大幅提高全市教学水平和教学成绩发挥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弥补了教师间能力严重不齐的问题，而且平衡了校际间水平差距较大的状况。一九九六年高考，三所重点学校理考总分平均都在600多分，第一名比第三名仅高出5分，九七年更是缩至2分。同时，郑老师顶住压力，在全市推广实施“两中”的教学方针，充分尊重和发挥教研员和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并加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莱州高考成绩连年大幅度上升。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连续四年每年都增加本科生百人以上，人均本科上线人数名列烟台市前茅。这些辉煌成绩的取得，凝聚着郑老师这位“操盘手”的全部智慧、爱心和力量。

  “兆安，你写郑主任这个人怎么写都不为过。”时任莱州市教育局长的李培刚得知我的想法后，热情地鼓励道，“郑主任是勤政廉洁的典型，办事公道正派，从不会弄虚作假，我把推荐优秀教师、评选业务职称首要一环听课等工作都交给他来办”。据李局长介绍，市教研室是副科级单位，需经常下乡开展工作，按当时规定已同意给郑主任配备一辆轿车，但他上任七年一直没有购买。因工作需要，同事们多次劝他上一部随身用的“大哥大”手机，他也一直没答应。一些前来征订和推销各种辅导资料的书商，偷偷提出可按销售额给郑老师提成奖励，都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1995年，郑老师先后被评选为“莱州市劳动模范”和“山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光荣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开。教师是一份迷恋他人成长的事业。畅谈起自己送出的一批又一批学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很有成就和出息，郑老师十分自豪地说：“孩子们的成材，就是我的最大成就。”

  在同学们眼里，郑老师一生淡泊名利，朴实无华，光明磊落，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伟业，但他质朴的一言一行却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并将在我们手中一棒又一棒地传递给下一代，我为能成为郑老师的学生而自豪！在中国像这样的老师越多越好，个人的微光汇聚在一起便是灿烂星河，他们就是新时代民族的脊梁。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荣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好老师、大先生，则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